•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生平研究

生平研究

蒋国保: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2012)

发布时间:2015-12-29 19:14 作者:admin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快要到了,怀念已故亲人、师友的情感这阵子也就变得越来越浓烈,一时难以化解。这样的心情,使我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情感也不由得浓烈起来。我不是张岱年先生的入门第子,从来不敢以先生的弟子自居,但在内心中,我一直将先生看做我精神乃至人格上的良师。因此,在已故的师友中,我最怀念的是张岱年先生。有伟人说过,世界上绝无无缘无故的恨,也绝无无缘无故的爱。我对张岱年先生的怀念,不是因为我与张岱年先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一直难以忘怀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在这个清明节即将来临之日,我愿意公开说说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一为告慰张先生的在天之灵,二为寄托我自己的一种特殊情感,三为年轻学子提供一份精神食粮。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开始受教于张岱年先生,应该说是他广义上的学生。虽然是他的学生,因为那时他没有给我们开课,我实际上并没有听过张先生的课。虽然没有听过张先生的课,但我自己十分清楚,我之后来志向于研究中国哲学,若说根源,应归因于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深刻影响。个中的缘由,我曾在《方以智与明清哲学》一书的“自序”中提及,现转录如下:


走进哲学的大门,对我来说,是个偶然,但在哲学的门类中,我选定中国哲学为自己一生的学业,却由诸种因缘促成。在北京大学听朱伯、楼宇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是我接触中国哲学的开始。但这个开始,与其说给了我一些中国哲学的知识,不如说给了我一个关于中国哲学的好奇心。好奇未必就喜欢。我之所以喜欢上中国哲学,将对中国哲学的好奇心转为学中国哲学的志向,是因为我有幸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张岱年先生那种为学与做人融为一体的人格魅力。1974年的夏季,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荀子批注》(后来改名为《荀子新注》,由中华书局出版)修改小组,小组成员由老师、学生与工宣队队员三方面人员组成。学生成员有三个,我是一个;老师成员也是三个,他们是张岱年、楼宇烈、马绍孟先生。因为这个因缘,我得以与张岱年先生住在一个楼里,生活了近三个月。记的当时我们住在北京市委招待所的一座楼里,每天老师和学生一起修改《荀子批注》初稿,只不过学生修改过的稿子,最后再由老师审订。我现在仍清晰记得我为“盗窃不与”(原文为“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见《荀子·宥坐》)如何解请张岱年先生审订的事。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想将这句解为对盗贼的同情,就先去问楼宇烈先生,这句可不可以理解为不治盗窃罪,即宽宥盗贼。楼宇烈先生说,不能这样理解,这句的意思是说盗窃这一罪过尚不包括其内。我不死心,又去请教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明确地告诉我,我的理解不正确,楼宇烈先生的解释是十分准确的。我已记不清诸如此类的请教有多少次,我只记得每次走进张先生的房间,首先看到的总是他伏案读书写作的背影。《荀子批注》修改工作完成后,我和另一个同学扛着张先生的铺盖乘公交车送张先生回家。那时,张先生的家在北京大学蔚秀园,一进先生的家门,让我吃惊的不是房子的窄小简陋,而是那满屋子的书,尤其是先生住的那间房,书堆得满满的,一眼看上去,床就像架在书堆里。这些在别人看来很平淡的经历,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我后来坚定地学中国哲学,应该说同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19755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回安徽工作,先在铜陵市的报社当记者,后于1976年春调到安徽大学宣传部从事理论写作工作。那时,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几个学者,印了一本《桓谭新论》,书中附有《桓谭新论》及散落的几篇遗文的注释。“文革”刚结束,这类的文献资料还不多见,我想它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张岱年先生也许有用,便向他们多要了一本,托留在北大哲学系当老师的我的同学刘世兴在寒假返校时带给了张岱年先生。此事之后不久,我一听到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信息,就于1978321给张岱年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想考他的研究生,并请教如何复习应考。我事先坚信张先生一定会复我的信,但当我收到他的复信时,仍然对他那么快就复信感到有点意外。从张先生复信的信末落下的“78327这一时间来断,他似在一接到我的信后就立即给我写了复信。这是我受教于张岱年先生后接到的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张岱年先生的这封信,现原原本本转录在下:

国保同志:

321信收到,十分高兴!两年多未见了,时在念中。上月刘世兴转交你所赠送的桓谭新论,曾托他在写信时代为致谢。你报考中哲史研究生,很好很好。只要努力准备,定是有希望的。可细读72年北大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同时选读《中国哲学史资料辑要》或《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要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意义,搞清楚各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现列举各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下:

先秦:孔、孟、老、庄、管子书(心术上下、内业),商君书、孟、公孙龙、荀、韩;

汉代:董、王充;

魏晋南北朝:王弼、裴、范缜;

唐:柳、刘、韩;

宋:张载、王安石、二程、朱、陆、陈、叶;

明:王守仁、王廷相;

清:黄宗羲、王夫之、戴震;

近代:谭嗣同、严复、孙中山。

要注意每一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每一时代主要唯物主义哲学家解决了哪(原为“那”)些问题。哲学史资料太多,只选读主要思想家的主要著作就可以了。重要文章,要注意精读,深刻了解其中的基本思想。

临考以前要休息几天,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匆匆,即问

近好!

                                                      张岱年

                                                        78327

 

在这封信中,张先生鼓励我考中国哲学研究生,并对我如何复习给予具体指导,对应读什么资料,应注重哪些重要人物,应搞清楚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意义,应搞清楚各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应注意每一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应了解每一时代主要唯物主义哲学家解决了哪些问题等,都一一指教,且说得系统、周全、简明。

先生在信中还特意关照我在临考前注意休息,从中不难体悟他对我的关心。记得当时读了张先生的信,我不但对自己考研成功增添了信心,而且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关心带给我的精神上的温暖。

                                                           

       1978年报考张岱年先生的研究生的人较多,其中不乏像陈来、刘笑敢般才俊,我在与他们同考时名落孙山。我名落孙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语考了零分(报考时未规定要考英语,后来在考场才知道要考英文。记得只是让翻译一篇英语短文,内容不清楚,好象该文亦是列宁的一篇短文的英语翻译。尽管难度不大,但我那时才刚刚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根本就翻译不出来),但专业考的还可以。因为这个原因,张先生将我的考试成绩转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希望武汉大学哲学系能招收我。萧萐父先生等三位导师接受了张岱年先生的推荐,让武汉大学哲学系通知我复试。我如期赴武汉大学复试,但仍没有被录取,后来知道没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太差,而是因为那年任继愈先生也转了一名考生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在我与那名考生之间,萧先生他们选择了那名考生。

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我就决定第二年继续考,并将复习的重点放在学英语上,没日没夜的突击学英语。原先还打算继续报考张先生的研究生,但1989年张先生因故未招硕士研究生,我便报考武汉大学。我于19799月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读研的第一年,必须修一门外语,我因为英语底子差,萧先生就建议我不如改学日语,理由是学日语也许将来于中国哲学研究用处更大。我听从了萧先生的建议,由英语改学日语。在日语老师的指教下,我经过一年时间扎扎实实的学习,大体上能借助词典阅读中国哲学方面的日语书籍。恰巧那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到武汉访学,他在与萧先生交流时,将其著《朱子学与阳明学》送予萧先生。萧先生就将《朱子学与阳明学》转给我读,并让我试着翻译其中论王阳明的那一章,以提供给即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阅读《朱子学与阳明学》时,我发现岛田虔次在书中对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有所评论,想到这对张先生写自传也许有用,就特意为告知此事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张先生收到信后,又很快回了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国保同志:

三年未晤,时常惦念,接到来信,十分高兴!岛田虔次这次访华,在北京停留五天,讲演两次,他的著作《朱子学与阳明学》他带在手边,我曾见到,但未悉其内容如何。接读来信,始知其内容之一二,甚感甚感!

从来信看来,你已学习日文,能看书了,很好很好。我的旧作《中国哲学大纲》的修订本,可能今冬印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修订本也已交付出版社。此外,又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明春可出。这些书出版后,都给你寄一本。

希望你努力学习、研究,取得优秀的成绩!

此致   

敬礼

                                                        张岱年

                                                       81519

1978年春我为报考研究生同张先生联系始至他给我写这封回信,已过去了三年一个多月,张先生清楚地记得这个过程有“三年”,并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让他“时常惦念”,而他一旦接到我的来信,又感到“十分高兴”。当年我读到这样温煦的话语,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现在我已成为一个老人,不容易感动,可当再重温当年的感受时,仍然十分感动。让我迄今还十分感动的是,张先生后来果真将他的著作《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大纲》寄赠予我。在《中国哲学大纲》的扉页上,张先生还工整地写上了“国保同志存念”六个字。《中国哲学大纲》后来成为我常阅读的著作,每当我翻开《中国哲学大纲》,看到“国保同志存念”六个字,我都不由得想起张先生对我的关怀与教诲,令我感动,催我奋进。

                                                          

       我翻译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第三章《阳明学的创立及展开》,在萧先生的帮助下,铅印成册提供给1981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作为交流资料。因为这个翻译,我得以陪同萧先生出席“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闭幕回到武大后,萧先生又将这个翻译寄给了岛田虔次先生。岛田先生阅后,致信萧先生表示感谢,并在信中肯定译文基本正确。萧先生将岛田先生的信转给我看时,嘱咐我进一步将《朱子学与阳明学》全部译出。读了岛田先生的信,我信心大增,遂听从萧先生的嘱咐,继续翻译《朱子学与阳明学》第三章之外的几章。因为忙于学位论文的写作及其他工作的干扰,一直拖到19833月才全部译完。那时我已毕业分配到安徽社会科学院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工作,恰巧接到了“全国首届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的邀请,遂乘机将全部译稿油印成册,送给与会代表征求意见,同时寄给学界师友以请教。我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在这个油印之《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后记”里,我称萧先生为“恩师”,给萧先生造成了大麻烦:某大家据我的这一称呼公开批评萧先生对学生进行封建教育。我听到这个信息,思之再三也想不通,苦闷得很。为排除苦闷,就写信请教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很快回信开导我。因一时找不到那封信,已不记得信中是如何说的,但有句话,我一直未忘:私下里可以称老师为恩师,但不要公开地这么称老师(未必是张先生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得离谱)。我听从了张先生的教诲,后来当《朱子学与阳明学》正式出版时,我就在“后记”里不再称呼萧先生为“恩师”,而是改称“老师”。

                                                         

    我于19829月毕业分配到安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够,有进一步提高学业之必要,遂产生了考博的念头。此念头一起,我就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除了请教考博必读书目外,还请教了一个我思考不得解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思想家的哲学必根源于其生活的时代与其所属的阶级,那么同属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阶级的思想家为什么彼此认识不同?张先生于1984714回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国保同志:

来信收到,简复如下:

同一时代,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彼此立论不同,如北宋时代的张程,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与王夫之;再如明代中期的罗钦顺与王守仁,唐代的韩柳,都属如此。彼此不同是自然而然的。这主要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心得互异。如王夫之始终推崇横渠,至老不改,在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方以智早年讲质测之学,晚年受佛教影响转向唯心主义,不能识别佛学错谬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哲学园地中,奇花异卉,色香各异,万紫千红,蔚为奇观。中国古代哲学尚嫌异花不多耳。

西方哲学史,黑格尔、梯利、罗素书,最好都读。先读梯利书,最后读罗素书。最好再看一二本西方哲学名著选读。

博士生中哲史必读书目:

论语、孟子、周易、荀子

老子、庄子、韩非子、论衡

肇论、原人论、坛经

太极图说,通书、正蒙、程氏易传

二程遗书,四书集注,朱子语类卷一至卷四

传习录,王廷相选集

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正蒙注(选)、物理小识、

孟子字义疏证、天演论、孙文学说。

应读书多,可选读。  

匆匆,即祝

近好!

                                                             张岱年

                                                           84714

    张先生在信中教导我考博不但要系统地读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典籍,而且要重视读三部西方哲学史及西方哲学原著,还特意交代了读西方哲学史的先后次序,并明确地回答了我向他请教的问题。张先生的指教,让我明白一个思想家如何思想,不但有时代背景、阶级属性方面的原因,还有个人经历、认识方面的原因。明白这个道理,对我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不啻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虽然接到张先生这封信后,我也曾一度照他的指教,为考博读了一些书,但终因客观原因,我后来没有考博。这以后每想起考博的事,我都感到内疚,觉得有愧于张先生的谆谆教诲。

                                                                 

       1991年春,我与王茂先生等合著的《清代哲学》已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出了清样,即将正式出版。在出版前,大家想请张岱年先生写个序,因为我是张先生的学生,王茂先生就让我带着《清代哲学》清样到北京大学请张先生写序。我427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宿在中国人民大学招待所。29日早晨,我乘公交到中关村拜访张先生。那时张先生住在中关村北大教工宿舍48103室。来到张先生家门前,我怕张先生尚未起床,没立即贸然敲门,而是侧耳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听见屋中有动静,才敲响了门。开门的正是张先生自己。他把我迎进他那卧室兼书房的小房间,给我沏了茶,然后说我吃点东西就来。我在小房间里,只听到开什么盒子的声音,并不清楚张先生早餐吃什么,后来想想,他当是只吃了一点点心,因为几分钟之后他就结束了早餐,走进了小房间,与我交谈起来。我说明想请他为《清代哲学》写序的事,并递上了清样。他翻翻看了一会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没再说为难的话,只是问我需多长时间要。我说一个月吧。他说:那好,我在五月份写好。《清代哲学》有66万字,这么短的时间看完它,并写出中肯的序,对已高龄的张先生来说,可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敢与出版社说定一个月内一准能收到张先生写的序。不料,一到6月,我就收到了张先生寄来的序,随序还寄来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

 

王茂  国保同志:

兹寄上为大著《清代哲学》写的序文,请审阅,未知合适否耳。匆匆,即祝撰安!

 张岱年

 91529 

从这封信所署的写信时间来看,张先生为恪守与我的约定,所付出的精力和辛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令我们几个《清代哲学》的作者都十分感动,真正感受到了在张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人之一诺千金的优良精神。

这次到张先生家中拜访,我与他就他的身体、生活以及时局、学术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交谈,他的一些教诲,我至今难忘。例如,在交谈中,他突然问我,你现在是在研究方东美吗?我作了肯定回答后又顺势请问他:先生您熟悉方东美吗?他回答说:我们没见过面。我又对他说:方东美是唐君毅的老师,他应该与梁漱溟先生一样,理应放在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张先生教导说:第一代、第二代,很难划分。梁漱溟虽然年纪小,但他出名早。听我说方东美是桐城人,张先生于是又问我:他是方苞的后代吗?我回答说,方东美说他出自桐城桂林方,方以智、方苞虽然都属于桂林方,但方东美不是方苞的直系后裔。由桂林方又谈到了桐城在明清时共有“三方”。张先生就“三方”话题又问我:方东树是什么方?我答不上来。张先生就方氏问题,一连追问我这么几个问题,想必是有意识考问我研究方氏的深度如何,但我的回答,很难说使他完全满意。不过,张先生当时并没有批评我研究方氏不够深入。我想,这应该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不想让我伤了自尊心。

在这次交谈中,我还向张先生请教了这个问题:明末清初之文人人格较之这之前的文人人格,有什么独特性?对我的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让我先谈谈是怎么认识的。在我谈了一些肤浅的看法之后,他简要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对梁启超讲明末清初思潮是文艺复兴思潮,他觉得是正确的认识;但他并不认为明末清初文人之人格觉醒已达到了启蒙的程度。张先生这里所讲的“启蒙”,当然是特指近代精神启蒙。

这次告别张先生时,我请他保重身体,并动情地对他说,只要先生健在,我们学生就有了精神上支柱。张先生听我这么说,动了感情,但他没说什么话,只是慢慢地站起来说:我送你一本书。说着他弯下身,在他那书堆里找了起来。一边找,一边自语道:放在哪里呢?好不容易找出那本《中国哲学范畴要论》,他松了一口气,然后伏身写上赠言送给了我。这本《中国哲学范畴要论》,后来也成为我教学中常用的书。每当我因教学查阅它时,就会看到它扉页上的张先生赠言:国保同志惠存。我学养平平,学识一般,能得到张先生这样的赠言,是他老人家对我的厚爱。每想到张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与无私厚爱,我都感到有点愧疚,觉得自己无以为报。人说书生人情纸样薄,我言学人虽微重真情。在这清明节即将到来之日,耳听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唯有心香一瓣,祝张岱年先生的在天之灵,自由徜徉,永庇我辈后学。

                                                                                20124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