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杜运辉:“马魂、中体、西用”:接着张岱年先生讲(二)(2010)

发布时间:2015-12-29 19:06 作者:admin


理论的生命活力在于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后人对前贤的思想既要“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也要有“批判地超越”的精神和眼光。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接着讲”是学术思想前后承接和创新发展的必然途径。在准确把握和坚定维护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本宗旨之同时,方克立先生强调“彰显主题拓宽论域和加强研究深度是后继者的责任”[70]这与张先生主张“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71]的“扩充”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方先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反映了“综合创新”文化观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为了更准确地回答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所做出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的体用问题上运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可以说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72]方克立先生明确肯定了其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体用范畴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即实体和作用(属性)、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反映”,“体用范畴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73],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完全否定和抛弃”,“我们要慎言体用,而不必讳言体用”[74]。两位先生都是最关注文化的体用问题并力图用唯物辩证法来予以科学说明的中国现代哲学家,有幸的是他们的致思趋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使问题有可能通过“接着讲”来得到审慎地解决,并使认识不断深化。

按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易传序》)的原则,一般来说都是在一种文化中间区分体用,如以精神指导原则(“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为“体”,以原则的具体运用(“举而措之天下”)为“用”;以“体”为内学,以“用”为外学,二者的统一就是传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传统文化体用观的这种涵义,但又从在一种文化内部区分体用变成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因此才受到了割裂体用的批评,被严复讥为“牛体马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在主体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体用往往还有主辅或本末的涵义。但现实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体用二元模式都能涵盖和讲清楚的。比如中国“五四”后就出现了中、西、马“三分”的思想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是各派文化主张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成为他们互相较量以显示自己正确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命运,使我们的国家重新走上了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复兴的伟大征程。进入21世纪以后,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它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的立国之本。因此,无论是总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还是探讨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道路问题,撇开马克思主义光讲“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是不行的,“体用”二元模式在解释历史和现实时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在多种文化资源并存竞争的形势下,时代呼唤着理论模式的创新,张岱年先生的“主导思想—支流思想”和方克立先生的“主导意识—支流意识”的一多关系模式都为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范式提供了理论框架,而“马魂、中体、西用”论则是这一新范式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马魂、中体、西用”论正确地解决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又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75],体现了主导性(方向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模式最显著的特质就是恰当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空前高扬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作为对现当代新儒家的一个正面回应,这就为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框架内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为扬弃现当代新儒学的某些合理因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

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关系具有多样性,有的可以用“一分为二”、“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有的就要复杂一些,需要用“一分为三”、“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我们应该肯定,“体用”二元模式和“魂、体、用”三元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据和理由,而又各有其适用范围。为了给“马魂、中体、西用”论提供学理根据,方克立先生坦言他是受到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而考虑到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魂”)和“形而下之器”(“西用”)的那个“形”(“中体”)。人们自然会提出“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无普遍有效性的问题,如果它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某种事物、现象、关系的真实反映,那么必然不是只能解释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对于同类现象都具有解释力。方先生曾经讲到:一方面,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各国实际上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都有一个本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因此不仅有“马魂、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同时也存在着“‘马魂、越(越南)体、西(洋)用’和‘马魂、古(古巴)体、西(洋)用’的发展道路”[76]。另一方面,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各国又各有其具体国情、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西方各国都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坚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77],因此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价值观与本国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说,“魂、体、用”三元模式对于当今各国处理一元主导、民族主体与兼容多元的复杂关系有着一般性的启示意义。

文化方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马魂、中体、西用”论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形态,它以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在理论内涵还是表达形式上,“马魂、中体、西用”论都是回应“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全盘儒化”论等理论模式的最佳选择。我们相信,这种“接着”张岱年先生讲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方针必将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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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10]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第230页、第230页、第229页。

[3] [6] 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5页、第154页。

[7] [8] [9]  张岱年:《西化与创造》,《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0页、第261页、第261页。

[12] [22]张岱年:《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第160页。

[13] [28]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46页、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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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 [63]张岱年:《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94页、第200页和第200页—第201页、第194页。

[17] [57]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64页、第64页。

[18] 张岱年:《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26页。

[20]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47页。

[21] 张岱年:《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67页。

 [23] 张岱年:《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24]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67页。

[25] [71]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第278页。

[26] 张岱年:《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53页—第254页。

[27] [67]张岱年:《文化建设的方向》,《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69页、第269页。

[29] 张岱年:《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51页。

[31]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70页—第171页。

[32] [33] [48] [62] [77] 张岱年:《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7页、第129页、第129页、第129页、第127页。

[34] 张岱年:《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64页。

[35] 参见杜运辉、周德丰:《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第117页—第119页。

[36] 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37] 方克立:《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第6页。本文是作者199496在北京“东方文化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

[38] 方克立:《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读后》,《光明日报》19921273版。

[39]《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访方克立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第2页。

[40] 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68页。

[41] 方克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3期,第63页。

[42] 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3] 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44] 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45] [50] 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第408页。

[46] [59] 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第34页、第34页和第35页。

[51] 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52] [70]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第9页、第8页。

[53]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1期,第34页。

[54] 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11259版。

[60] 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56] [69] [75]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8页、第18页、第18页。

[73] 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第109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