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杜运辉:“马魂、中体、西用”:接着张岱年先生讲(一)(2010)

发布时间:2015-12-29 18:42 作者:admin

摘要   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既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高扬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了主导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这种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理论模式,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必将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张岱年;综合创新;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

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张岱年(19092004)先生在探索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时,提出和发展了“综合创新”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后,方克立先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续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特别是如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二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于2006年正式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1]的新概括。这两种理论形态既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形态,“马魂、中体、西用”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旺盛生命力,为我们树立了人类思想通过“接着讲”而创新发展的又一个光辉典范。

综观张岱年先生的文化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1.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正确认识文化的“世界性”(一般性)与“民族性”(特殊性)、“变革性”(阶段性)与“累积性”(连续性)的辩证关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就明确指出:“文化有世界性,然而也有民族性。[2]一方面,一个民族文化中“具有不磨价值的优秀元素,……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它是对人类整个文化的贡献[3],它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被“世界化”;人类必然要进入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族文化要反映世界文化的一般规律,主动与更高水平的世界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地域的差异,任何文化又都有其民族特性,“其不同之点,即其独特的贡献;其特色的地方,即其独立的创造[4]因而,在强调“世界性”的时候要反对“全盘西化”以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强调“民族性”的时候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以积极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既要“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使中国文化变成新的,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又要“依中国文化之特性及现代的需要”而“使中国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5]。张先生还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和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6]社会主义新文化既应继承旧文化中“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又要否定旧文化中“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并根据时代需要而增添新内容、提高到新水平。对中国文化而言,在强调“累积性”的时候要警惕“旧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残留”,在强调“变革性”的时候要重视“中国过去封建文化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7]

因此,在他看来,文化不仅具有空间上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在世界性与民族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主动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8]。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方向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洋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9]的根本方向,又要按照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适合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判断标准来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10],把三者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

2.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关系出发,张先生文化观的根本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其核心问题是要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一个基本理论立场。“张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格外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11]

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是张先生一贯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初,他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过渡时代”,坚持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80年代以来,他面对所谓的“信仰危机”而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2]、“无论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或选择吸收西方成就,都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标准。……辩证唯物主义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13]

其次,作为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张先生的一个卓越品质就是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如前所述,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积极倡导中国文化之“特色”的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张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这就是民族的主体性”[14]。“民族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亦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15],主要包括认识的主体性、道德的主体性、生活的主体性等内涵。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任何民族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本民族的主体性,任何独立民族也都必须保持其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独立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上。民族文化没有独立性了,民族也就没有独立性了,就要亡国亡种。”[16]这就要求中国文化在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以此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那么,先生是如何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二者的关系的呢?从有关论述来看,主要有四种情形:

1)“并列”或“并重”关系。比如张先生一方面提出:“首先应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原则,这是确定不移的。[17]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文化也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来自欧洲,但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18]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建设未来的中国的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我们要全盘考虑,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如何走?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的主体性、主体意识。要保卫民族的独立,包括民族文化的独立。”[19]唯一的出路是在本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文化成就为我所用,从而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2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并列”关系或“并重”关系,其典型表述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发扬优秀传统。”[21]这里分别强调了二者的重要地位。

2)“结合”关系。张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22]“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的实际包含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23]因此,先生讲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4]

3)“主导思想”与“支流思想”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25]80年代又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26]。“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必须吸收、引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27]“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这一方面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一方面要选择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无论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或选择吸收西方成就,都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标准。社会主义社会是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28]简而言之,这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每一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必然有一个主导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在这主导思想之外,又有多种支流思想。如果对于那些与主导思想不同的各种支流思想采取压制的态度,必然引起文化发展的停滞。如果各种支流思想杂然并陈,纷纭错综,而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29]只有既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而又兼容多种中外思想学说,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

4)“体用”关系。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体用问题,试图在科学总结中西体用之争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另辟新路。他指出文化之体用主要有实体与作用、原则与应用两种涵义,在第一种涵义上他提出过“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为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30]等命题;在第二种涵义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民主为体,科学为用”[31]。张先生明确指出:“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32]他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体用观是源于宋代教育家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即所谓“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清末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实际上也是承袭了以“体”为指导原则、以“用”为原则之具体应用的涵义。先生力图将文化体用观的两种涵义综合在一起而提出了“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新命题:“今中为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他在进一步解释中又有这样的表述:“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3]显然,前者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的框架内,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都摆在“体”的地位,而以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后者则区分开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体”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而科学技术则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用”。对主体性之“体”与主导性之“体”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有可能突破“体用”二元模式的襁褓而诞生。

总起来看,先生在探讨文化体用问题时,已意识到要把主导性与主体性区分开来,力图将二者并列、并重和结合起来,但还未能恰当处理和准确表述二者的关系。“并列、并重”模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却未能将二者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结合”模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融合,却未能揭明二者各自的地位和价值;“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3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却未能充分反映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最值得注意的是,“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新命题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涵盖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和科学技术之“用”的实质内涵,这种形式(二元)与内容(三元)的矛盾既表明张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三者的关系融通、概括、整合为一个更精炼明晰的新命题,同时也预示着理论思维的重大飞跃。因此,如何汲取四种模式之优长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以恰当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之“体”与外来文化之“用”三者的关系,就成为“综合创新”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自从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以来,方克立先生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阐扬者[35]。方先生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将“综合创新”论提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把它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理论的代表,并将其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还把“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36]十六个字,准确地表达了它的理论内容。1994年,他又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概括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四个理论要点[37],使这种文化主张逐渐为学术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此后,方先生多次指出:“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又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38]、“是20世纪文化讨论中,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39]。张先生逝世后,方先生于2005年再次指出:“历史已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西、马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40]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张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同张先生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方先生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方先生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看成是根本对立的错误观点,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中国文化进行辩证分析和批判继承。他多次指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根本对立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那种企图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把它和传统之糟粕混为一谈的观点更是别有用心的。”[41]“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42]“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必由之路。进而,方先生深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相洽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44]“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非取代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45]“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概念的提出,就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国文化作为“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的地位是可以彼此相容、相得益彰的,二者都是中国新文化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

那么,如何简明而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呢?方先生和张岱年先生一样,在总结“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时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他曾明确提出:“在今天,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的综合和扬弃,努力创造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46]同时他又认为,张岱年等先生对文化体用问题的探讨也是有一定理论意义的,准确把握张先生的基本思路并加以变通、发展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他说:“张先生认为运用体用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把它上升到‘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对我极有启发。”[47]他特别重视张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48]这个提法,认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雏形”[49]。对于他来说,从“体用”二元模式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认识飞跃,实际上就是以张先生的有关思想为出发点而得以实现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方先生的文化体用观既受到了张先生的启发,同时也有一个艰辛的独立探索的过程。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文化的体用问题,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结合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之中,这可以从他的《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1984年)、《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1987年)和《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2006)等论著中寻绎到清晰的线索;从他提出的“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50]、“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等命题中,也能看到他深入思考文化体用问题和“综合创新”论的轨迹,并看到二者的实质性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在此期间还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51]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是非常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但是它并不排斥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儒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它们都可以作为‘支援意识’而被兼容,或者说辩证地综合进来。”[52]“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53]方先生提出的“主导意识—支援意识”模式与张先生的“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实际上共同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奠定了一元主导、兼容多元的基本理论框架。

由此可见,“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有一个长期酝酿和逐渐发展的过程:首先,通过学习、体会和总结张先生的文化体用观,方克立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了其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和可能得出的结论,这是“马魂、中体、西用”论产生的逻辑前提。其次,方先生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等概念的提出,对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马魂、中体、西用”论得以成立的根本保证;而区分开主导性与主体性,又是从“体用”二元过渡到“魂、体、用”三元的关键所在。第三,此论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助缘,就是我国经济学界关于体用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先生已经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他解释说:“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54]方先生一再说“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发明权应该归杨先生。虽然他们二位对“马魂”、“中体”、“西用”的解释不同,所论述问题的范围、视野也有明显差异,但不容否认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事实上都有一个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所以此论的产生实有其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标志着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先生指出,只有把体用二元模式推进到中、西、马相容互动、良性循环的三元模式,才能合理地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马学为魂”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55],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56],这与张岱年先生“社会主义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原则[57]“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58]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导地位。方先生指出:“在设计未来的发展道路时,‘体’的问题当然至关重要,具有根本的决定的意义”、“文化建设事实上还是有一个精神主导或指导思想的问题”[59]。这个意义上的“体”,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为了与主体性之“体”在概念上区分开来,我们现在用“魂”来表示这个精神指导原则之“体”。在这里既参考、借鉴了日本文化中“和魂洋才”的提法,也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之奥义,并在形式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60]的思想。

其次,“中学为体”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61],这里坚持了张岱年先生“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62]“民族独立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上”[63]的基本思想,它所体现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中学为体”在“马魂、中体、西用”论中地位特殊,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我们试做如下分疏:(1)在这里“体”已不是胡瑗等人讲的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体”,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已不是传统的文化体用论之“体”而是主体论之“体”,不是主导性之“体”而是主体性之“体”。(2)这里所谓“体”也不是张岱年先生讲的“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存在是体”,而是指作为三“学”之一的“中学”或“中国文化”。“马魂、中体、西用”是讲三“学”即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而不是讲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的关系。在三“学”中,“中学”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中具有基础和主体地位,它是接受外来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统一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那个“形”,“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64]。(3)所谓“中学”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而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中国学问;既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65]4)那么,这里讲的“中学为体”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无论在“中学”还是“体”的界定上都有根本差别。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它是一种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典型的保守主义理论。“马魂、中体、西用”论强调必须突破这种保守理论的藩篱才能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它讲的“中学”已远不是指封建文化,而是指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汲取西方文化之优长的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文化。“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否定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消解“儒学为体”的反动性之同时,又汲取了其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合理意涵,把包括儒学精华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作为新的主体,因此它可以说是对“中体西用”论的积极扬弃。

第三,“西学为用”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66],这与张岱年先生“必须吸收、引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有价值的成果”[67]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品格。历史证明,中国文化有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同化外来文化之长为我所用的优良传统,“西学为用”正是对于这一开放传统的积极肯定。“西学”泛指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管理经验、理论学说、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等。在“马魂、中体、西用”论中,“‘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68],这与张岱年先生讲的科学技术既为民族主体“服务”、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在讲“西学为用”时,方先生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从‘洋为中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被主体所接受并为主体所用的外来文化,是一种‘他山之石’,因此也可以归入‘西用’的范畴。”他同时又指出:对于主体文化来说,外来文化有不同的用途、用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它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其他‘西学’之用又是不同的。按照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技等西学是用。”[69]这正是张岱年先生多次表述过的一个观点。由此可见,“体”与“用”、“道”与“器”等范畴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出现王船山所说的“相与为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相为体用”(《张子正蒙注·神化篇》)的情况也是符合客观辩证法的。

综上所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产生正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体用观和民族主体性思想的必然逻辑发展,方克立先生在“接着讲”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实现了从“体用”二元到“魂、体、用”三元的认识飞跃,提出了一个中、西、马“三流合一”、良性互动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理论模式,把“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