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王俊才:论张申府、张岱年与中国新哲学、新文化(2011)

发布时间:2015-12-29 18:40 作者:admin

  提要  张申府先生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宽阔、睿智洞见、敢想敢说、率真无忌,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学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他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新哲学、新文化的问题,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三流合一”说,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解析逻辑的方法论构建民族的新哲学和新文化。作为他的弟弟,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沿着这一思路框架,用毕生的精力探索、构建、充实中国新哲学、新文化的体系,并留下了卓越的成就——哲学方面的“物统事理、一本多级”与文化方面的“综合创新”,即从民族文化本位出发,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吸收人类文明的最优秀成就,用理性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创造性的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新哲学、新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三流合一      新启蒙  综合创新

 

中国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工业文明用武力撞开了具有悠久历史、厚实传统的华夏大门,于是炎黄子孙的精英们开始意识到,要想生存,必须得“师夷之长技以治夷”。此前,面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挑战,而用“西学中源”说和“质测通几”说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安慰的方法至此越来越显得迂阔乏力、不切实际,感受到“西学”背后坚实的近代文明和资本掠夺所带来的痛心冲撞,只得承认虽“夷”而确有所长,素有“见善思齐”传统的民族,对于“长技”之学自然是虚心“师事”。然而如何既能学得本领、又能保住面子便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于是“中体西用”之说就成了社会各方觉得比较合适的救急方案。可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原来痛心冲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伤心的扭曲,借“用”守“体”不能改变“中、西”之间的差异,而有史以来一直以华夏为榜样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宗主”。这样,在原来由于异域空间不同所造成的“中、西”差异危机上又增加了一维时间上古今之间的反差苦恼。洋务运动也好、辛亥革命也罢,都是志士们为民族摆脱危机、消除苦难、自强自立、重新崛起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些痛苦的摸索与挣扎中,弱肉强食、落后挨打的现实激发出行与思的交织、社会与思想的融通,逐渐的使他们从时空统一的高度,把“古今”、“中西”的问题纵横统筹,基于民族自身,从最基础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于是立足现实、反思传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优秀文化,由学界拓展而渗入社会的思潮兴起,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是我们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出现新曙光的时期。她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其特征有二:一是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解剖,二是对西学(这时候不仅仅限于欧美,也包括日本与苏联)的研究、借鉴和吸纳。无论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还是保守主义的“国粹派”,也包括持中调和的“体用派”,首先他们都是希望华夏族尽快自强自立、重新崛起的斗士,所以他们有共同点:对旧社会的腐朽势力深恶痛绝,这表现在:不仅政治方面倡导以革命或改良的形式推翻或改进各种过时的制度、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文化方面喊出“打倒孔家店”、倡导科学、民主,希望在观念意识、生活方式、行为习俗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建树;对现代世界有生命活力的学术思想、科技成果、制度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作出自己的抉择。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便表现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状态。梁启超、梁漱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黄侃、贺麟、张申府、郭沫若、张荫麟、张东荪、汤用彤等等,留学欧美的便以“西学”为背景平台,从日本归来的由于有了对“东洋”的切身感受难免一些激愤的情绪,而倾向于苏联大众革命的便热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介绍,所有这些都不是“外来和尚念洋经”,而是中华“留学精英”学有所成归国,和虽未留洋却一直关注、借鉴国外先进文明、优秀文化的志士救亡图存、自立崛起的探索。可以说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人文学界成了全球人文社会学最热闹、最有创意的地区之一。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验主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超人哲学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汇聚在一个传统厚实的文明古园里。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五四前后的北大便是一个典型的缩影。真理越辩越明,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和张申府等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实现自主独立找到了马列主义的道路,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相结合,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再一次矗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大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曙光终于普照华夏大地,中华民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1978年之后,华夏民族又开启了新的旅程!我们不仅独立自主,而且必将为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崛起、和平富强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所以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梳理和重塑中华哲学和中华文化是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并直面历史是我们的基本素质。申府先生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宽阔、睿智洞见、敢想敢说、率真无忌,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学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1]。他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属于早期中国自觉接受辩证唯物论,并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华夏儿女的学者。在1925年以前他为党的创建(包括少年中国学会、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和早期党组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这些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申府先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新哲学的问题,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2]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解析逻辑的方法论构建民族的新哲学。虽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基本建构,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他超越了“国粹派”、“西化派”以及“体用派”,他既无民族虚无注意,也不顽固自恋而成保守主义,更没有调和中西;他既坚持民族性,又强调在宇宙观与方法论方面吸纳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秀的成果。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分析的辩证唯物论”派,而且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呼吁新启蒙,提倡新文化的旗手[3],从而使中国的新哲学、新文化成为人类文明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申府先生的另一大功劳是将这一思路框架、理想愿望传给了他的弟弟张岱年。岱年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思想史、哲学史专家,是最杰出的中国新哲学的构建者和最优秀的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申府先生介绍和引导接触马列唯物辩证法与罗素分析哲学,岱年先生通过仔细研究、比较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主张,确定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是在宇宙观与方法论方面西学中最优秀的思想主张,而且在与中国传统哲学找到契合点,以及弥补中国传统哲学解析、分梳的不足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说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最杰出的理论构建者,主要依据是他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了一条与当时的“国粹派”、“西化派”、“体用派”完全不同的新路,在原来申府先生框架建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如果需要找几个点加以说明的话,一是1936年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明确提出“今后哲学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4]。五十五年后先生在《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回忆:“当时我广泛阅读了古今中西的哲学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在比较之后,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5]。二是1937年初花费了两年时间的《中国哲学大纲》(可惜直到1958年才得出版)终于定稿,先生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问题入手,按照哲学体系的结构,运用逻辑解析的方法,突出对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的分析、界定,看上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史的梳理,当我们随着作者的思路走完这一历程的时候,同时获得的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构建,从而使“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观点不攻自破,使“按照西方哲学的体系建立中国哲学”的努力显现出勉强为之而不切实际的缺陷,为当代中国新哲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传统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先生自觉而自如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唯物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这就是他的关于“唯物”的落实;而所谓“理想”是指中国的道德理想与人生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所长,理直气壮而大力弘扬;至于“解析”是指以罗素、怀特海等代表的新实在论的“逻辑解析法”,先生认为这是当代西方哲学诸派中从方法的角度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之不足与缺略之最优秀的一派,进而使中国哲学在概念、范畴的清晰与命题、判断的准确等方面大有提高。三是从1942年到1948年先生用六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天人五论》。先生后来回忆说“1942年至1948年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要领,当时年近四十,可以说‘四十而不惑’”(同上第502页)。后来将这“五论”“合编一箧,命之曰《不惑集》”,不久接受友人建议“合称为《天人五论》”[6]。至此,岱年先生史论结合(即《中国哲学大纲》为“史”,《天人五论》为“论”),构建起了中国新哲学的模式:以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为指导,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的学脉理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的结构体系入手,展开对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的分梳,在这一创新的分梳过程中就中国传统哲学中精辟的人生论对人类的贡献予以充分展示。1993年先生在《我与中国20世纪》中讲:“我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理论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关于中国哲学史,我特别着重三项:一是表扬中国自古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二是阐发古代哲人的人格价值学说,三是厘清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确定含义。”“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不自量力,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物统事理,一本多级’。”[7]所谓“物统事理,一本多级”,强调的是以物为基础,规则贯穿于变化的过程中,理在事中,而生命与思维则是物质演进高层的特性,故一本于物而表现为多级。实际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就是两个方面,即新哲学与新文化。因为他关于哲学史的阐释与哲学理论的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二而一”的。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新文化必须有新哲学的指导,新哲学在社会中的落实必然结出新文化的硕果,同时借助新文化而使哲学更成熟、体系更完善。岱年先生在准备新哲学构建的同时也关注着新文化问题。早在19336月他就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提出中国新文化将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世界性不是无民族性,在民族存在的限度内,不能有无民族性的文化”。所以对“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故有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主张、追求“生活合理”、“参赞化育”、“天下大同”的理想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等都是文化复兴和创造新文化的基质。先生面对国家“空前的大危机”,从世界性高度,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所谓‘发扬国粹’、‘读经复古’”,强调“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8],创造新文化要立足民族性,这是本位性问题。19353月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先生进一步讲,“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兴,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故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综合创造”的观点,而同时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坚信“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9]时过半个世纪,国家进入了改革富强的新阶段、民族迎来了发展腾飞的新机遇,岱年先生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兴趣更浓,19876月以《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标志,表明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进入“综合创新”的新阶段,即中国文化的新模式阶段。岱年先生在84岁总结自己在“文化问题的研讨”方面的成就时讲:“我提出了‘综合创新论’与‘中华精神论’。所谓综合有两层意思,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我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主要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0]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新文化最优秀的倡导者。“综合创新”是对“综合创造”的一脉相承,强调的是坚持民族性本位文化的基础上要有开放的态度、进取的精神,不断吸收人类其他民族优秀而有活力的文化成果,中国模式的新文化将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定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性格、中国元素、中国精神。综合是以中国为本源的综合。创新与创造只一字之差,但前者比后者更突出了新的生命力与新的活力。她更能展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而且极具生命活力的文化的性格特征,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和民族的特征。

       总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与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在自己崛起、复兴的同时必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型模式,而思想文化的模式必将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新模式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既是迫在眉睫,又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 张岱年语,见《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张申府文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

[3] 同上书,第1卷,第305页。

[4]《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5]《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

[6] 林在勇:《张岱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7]《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25页。

[8] 同上书,第1卷,第152页—第158页。

[9] 同上书,第1卷,第229页—第236页。

[10] 同上书,第8卷,第525页—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