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

迟成勇:张岱年对国学研究的思考(2011)

发布时间:2015-12-29 18:36 作者:admin

摘要:“国学”,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学名称流行于民国初年。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同时又紧密结合学术研究的时代走向,继承和发展了国学概念,即国学,既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既包括传统儒家学说,也包括历史上各家各派学说;既包括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学术,也涵盖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学术。张岱年先生提倡国学研究,是应对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的挑战。国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今天研究国学,对于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岱年 国学 国学研究 方针 方法 文化背景  现实意义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中,张岱年先生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论著,其中,有关国学研究的专门论文有《说国学》、《如何研究国学》、《漫谈国学》、《国学与时代》等,体现了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旨趣。

一、国学名称的流行

从词源学上看,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正义》曰:“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最早乃指国家开办的学校。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的学校称为国学。据《礼记》、《周礼》等记载,西周国学分大学与小学,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国学在汉代称太学,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晋代称“国子学”,隋朝至明清时期称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学部时才最终废止。可见,我国古代典籍中所指称的国学是指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随着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 

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天下的观念。因此,人们并不把中国的学术称为“国学”,而是称为“天下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中国学者以西学为参照系,对中西学术加以比较,才逐渐形成“国学”概念。在近代早期,学者们把中国学术叫做“中学”,把西方学术叫做“西学”。同时,国内学者又把“西学”称为“新学”,相对于“新学”而言,中国学术又称为“旧学”。“旧学”、“中学”、“国学”,三者尽管称谓不同,但在外延上则是一致的。而且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学”之名不是国产的,而是来自日本的借词。曹聚仁说:“‘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1]20世纪初开始,“国学”名称就提出来,章太炎“独欲任持”,影响昭著。至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设立,国学概念就流行起来了。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20世纪初,即在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演讲,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2]。总之,国学名称流行于民国初年。

二、国学概念的考究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人们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自晚清以来,对“国学”概念或名称使用是否切当,有人提出质疑。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一浮也从学理上论证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名。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3]国学概念是“亦恐不立”抑或“不甚恰当”姑且不论,但就国学概念本身而言,“学术”则是国学的内在意蕴。学术是“学”和“术”的复合词。国学大师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4]严复也对学与术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原富》中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5]可见,所谓学术是“发明真理”与“运用真理”的统一,或者是“据既知之理”与“求可成之功”的统一。”而“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想认知的系统化,而且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到性的品格。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成果,具有形而上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6]国学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既是一个民族思维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纵观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论著,对国学概念或名称的使用则没有提出质疑。相反则顺应“国学热”的掀起而更加自觉地使用国学概念并不断地加以阐释。一般而言,国内多数学者都从“传统学术”或“传统学问”来界定国学的内涵。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7]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是国学。”[8]张岱年先生也是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界定国学概念的。张岱年先生说:“关于国学,首先应了解所谓国学的意义。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国学即本国学术,亦即中国学术之意。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学。”[9]张岱年先生又说:“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成为国文,汉语成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10]“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说是研究国学了,应该说研究汉学或中国学。”[11]总之,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只能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并且认为,每个文明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

关于国学概念之内涵与外延,张岱年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与论证,提出自己对国学概念的具体理解。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范围很广,往日的目录学将古籍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此种分类方法到今天已经过时了。“明清时代有些学者将学术分为三类,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有的学者又加上一类,即经世之学。从其内容性质来看,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经世之学即是政治经济学。今日看来,应更加上一类,即科学技术,可简称科技之学。与哲学相联系的是宗教(佛教、道教等);与文学相联系的是艺术(书法、绘画、雕刻等);与政治相联系的是兵法(军事学);科学技术更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医学、农学、工艺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12]在《〈国学通览〉序》中,张岱年先生又指出,在古代著作中最能显示中国学术的丰富内容的是《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班固依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撰成的,著录了汉代皇室所收藏的学术书籍。《艺文志》包含‘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是上古经典,即上古的历史文献,其中包含六经及《论语》、《太史公书》(即《史记》)与‘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兵法之书,即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学及占卜书信。‘方技’指医学。这明确表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多方面的内容,也显示了军事学、天文学、医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地位。”[13]在《漫谈国学》一文中又说:“传统学术范围很广,哲学、文学、史学是最重要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学、各种艺术,都值得研究。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农学、天文算学;艺术包括音乐、建筑、绘画、书法,都有其独到的特点。”[14]在《说“国学”》中,张岱年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易学等等。”[15]在《喜见〈国学丛书〉出版》中,张岱年先生又说:“中国传统学术包罗万象,既包括以往学者经常提到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也包括天文、地理、算学、农学、医学以及宗教学等等。中华学术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在世界上是自成体系的。”[16]张岱年先生既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解析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运用西方学科分类法阐释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中国传统学术源远流长,学术思想颇为发达且最具特色,先后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和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可见,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性标志的学术思想,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不能仅仅限于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而且还要延伸到当代中国的学术领域。“不但近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的时代,3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究的。”[17]“今天讲国学,所谓国指民族而言,不限于过去时代的学术。国是指地域而言,不是指时代。……在今天,所谓国学不等于国故。国学不等于旧学。”[18]可见,张岱年先生考究国学概念,既有历史的维度,又有现实的向度;既有纵向的梳理,又有横向的比较。在具体内容上,张岱年先生把“科技之学”纳入到国学概念之中,从而丰富了国学的内涵,凸现了时代精神;在外延上,张岱年先生把“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也纳入到国学概念之中,从而拓宽了国学的外延。张岱年先生秉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紧密结合学术研究的时代走向,继承和发展了国学概念。具体而言,国学,既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既包括传统儒家学说,也包括历史上各家各派学说;既包括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学术,也涵盖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学术。但有一点特别指出,张岱年先生在考究国学概念时,始终没有明确区分国学概念与传统文化概念。在特定的语境中,张岱年先生有时把国学与传统文化放在一起同时使用。其实,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国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国学”指称学术,而学术包含在文化之内,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现象都称为学术。故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仅涵盖哲学、史学、文学、医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及音乐、绘画、书法、伦理、道德、教育、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括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交通乃至饮食、服饰等外显或内隐的行为特征和现象。从广义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谈学理的时候,不应该把国学和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19]有学者指出,国学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20]《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从“道”与“器”的关系审视,传统文化既包含“形而上之道”,又含括“形而下之器”,而国学作为传统学术思想,特指“形而上之道”。可见,国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内涵于传统文化之中。

三、国学研究的文化背景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剧烈的冲击。在三四十年代,以胡适代表的“西化”派信仰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张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国粹”派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优越,提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路向。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了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在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过程中,国内理论界出现两种对立的文化观:一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二是国粹主义或儒学复兴论。20世纪8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实际上一种毫无掩盖的崇洋媚外意识,在文化立场上主张抛弃民主体意识,不加选择地“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儒学复兴论认为,中国社会出路的解决在于文化出路的解决,而文化出路的根本解决在于儒学的复兴。只要复兴儒学,就可以解决当代中国包括信仰危机、道德建设、政治民主及经济发展等各种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内盛行民族虚无主义的“反传统”的思潮,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没有关于“人”的观念,把祖国民族文化看做一团漆黑。面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本来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却有人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根本没有产生人的观念。约在1988年前后,反传统的浪潮风起云涌,黄河长城都成为诅咒的对象,不少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愿当外国殖民地的顺民。有些讲哲学的专门从希腊讲起,根本不提中国的哲学,好像中国几千年来是一片荒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国学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1]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创造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充分证明中国文化必然有其优秀传统。但从十六七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人没有能够创造出近代实证科学,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缺陷。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既有其经济、政治的原因,也必然有其思想文化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和封建性的糟粕,但中国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和社会实践的理论结晶,也必然有其民主性的精华。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矛盾文化体系。因此,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或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民族传统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国学研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应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的严峻挑战,借此捍卫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与应有地位。

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中,既有反传统的“全盘西化论”,也有固守传统的国粹主义或儒学复兴论。针对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或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给予有力地反驳:“五四运动以来,出现了‘反传统’的思潮,反对民族传统,鼓吹全盘西化。反对腐朽传统确实有必要。中国旧社会的一些陈腐观念、陈规陋习,如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大家庭制度、重男轻女等等,确实应大力加以批判,努力肃清有害影响。但是,不加分析地全面反传统,鼓吹全盘西化,就陷于严重的偏颇了。事实上,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重视本国的优秀传统,如英、法、德、意、美各国。莫不重视弘扬其本国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全盘西化论者却无视这一点,全面鄙弃本民族的传统,这是民族自卑的奴性思想的表现。”同时“近几十年来,与反传统思潮对峙的是国粹主义,很多港台学者提出所谓儒学复兴论,认为民族的复兴还要依靠儒学。事实上,儒学是适应过去时代的思想体系,时异势易,儒学不可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案。五四运动以后,儒学作为主导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2]张岱年先生结合历史与现实,通过中西比较尖锐地批判了全盘西化论的“反传统叙事”和儒学复兴论的“传统叙事”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基本上反传统,具有显著的西化色彩;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明确使用“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但在西化与保守之间的张力中,张岱年先生提倡国学研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克服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的单向度立场,彰显出一位哲学家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应有的理性精神。

张岱年先生认为,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主体性与时代性的特征。全盘西化论只看到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国粹主义或儒学复兴论只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故“我们一方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国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种种欠缺,也应有明确的认识。这也是国学研究的应有之义。”[23]在保守与西化对立的两极文化背景下,张岱年先生提倡国学研究,主张在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同时,也主张大力吸收现代学术思想,并加以综合创新,从而建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学术范式。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倡国学研究,但不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者。

四、国学研究的方针与方法

研究国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深知领会微言大义。而要深知领会国学的深奥意蕴,还要探讨“怎么研究”的问题,即国学研究的方针与方法问题。研究方法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成果或效果。研究方法得当,事半功倍;研究方法不当,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影响学风建设和学术走向。

关于国学研究的方针就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学术史来看,春秋战国时代是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到汉代转入到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立言必以经典为据,从而结束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党和政府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虽然以后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被肯定下来。张岱年先生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强调国学研究必须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学术的领域中,仍应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24]。百家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张岱年先生还说:“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真理的勉力永无止息,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25]同时也特别强调:“每一时期必然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同时又应容许不同学派的争鸣。只有既确定一个主导学说,而又容许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才能顺利发展。”[26]“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是没有矛盾的。”[27]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研究还要“树立优良的学风”,“百家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方针。为了保证百家争鸣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树立优良的学风。优良的学风,一要真诚,具有追求真理的真心实意,不哗众取宠,不趋炎附势。二要谦虚,要相互尊重,不要自以为‘不可以加矣’。树立优良学风,然后百家争鸣可以历久不衰。”[28]因此,专家学者研究国学要树立真诚、谦虚的优良学风,有利于百家争鸣方针有效而弥久的贯彻执行。张岱年先生在《晚思集》中继续强调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我们今天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学术思想,我们仍应承认‘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9]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云:“认定方针,一贯以行之,必有能达其目的之时。”张岱年先生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以贯之,对促进国学研究及其繁荣昌盛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国学研究的方法,吴宓曾说:“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30]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人就主张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但所谓的“科学方法”不是指清朝学者所运用的考据学、训诂学,而是指西方的实验主义、实证方法等新的分析方法。在国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张岱年先生首先强调分析方法,“研究国学,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学术思想采取分析的态度。古代思想,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古代思想家也确实提出一些深沉的智慧,即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相对真理。……盲目地尊古是不对的,盲目地反古也是不足取的”[31] “我们研究国学,要运用分析的方法,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也要有虚心的态度,因为古代哲人的深湛智慧也不是容易理解的。”[32]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还提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虽云百家争鸣,但是也有一个主导思想。新中国是在唯物论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今后的建设也应以唯物论为指导。”[33] 张岱年先生在《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提出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一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二是资料与观点的统一;三是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合。”[34]其中,所谓革命性,就是指批判性;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对事物作具体的分析。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就是把批判性与具体分析统一起来。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资料就是积累下来的许多历史资料。观点与资料的统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历史资料。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的结合,就是把分析理论观点的阶级性和揭示理论观点蕴含的真理性颗粒结合起来。总之,“今天研究国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这都是没有疑义的。”[35]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来推进国学研究。

提倡国学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对当前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对端正当下的学术研究风气乃至遏制学术腐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国学研究方针与方法,不仅凸现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而且表现出中国学者研究国学的理论范式。在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张岱年先生倡导的国学研究的方针与方法,对于如何处理好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至推动文化传承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审视,研究国学,扬弃国学精粹思想,使国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张岱年先生说:“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向前进。”[36]张岱年先生还说:“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国学有所了解,确实是必要的。”[37]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教授说:“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它像纽带一样,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体。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像土壤一样,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使中华文化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8]可见,在今天深入研究国学,对于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2] [13] [16] [23] [37]《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第309页、第427页、第428页、第310页。

[3]《马一浮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第二十五(下)》第3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12页。

[5] 严复《〈原富〉按语》第58节,王拭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

[6]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页。

[7]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转引自罗志田主编《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

[8] 金景芳、吕绍纲:《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

[9] [11] [12] [14] [18] [21] [22] [24] [26] [28] [31] [32] [33] [35]《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第520页、第469页、第521页、第562页、第520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26页、第358页、第533页、第470页、第521页、第537页、第562页。

[10] [15] [17] [25] [27] [36]《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第523页、第524页、第524页、第450页、第524页。

[19] 杜悦:《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7523日。

[20] 詹杭伦主编:《国学通论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第5页。

[29] 张岱年:《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30]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918日。

[34]《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4页。

[38] 纪宝成:《辨证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人民日报》2011714日。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