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

张儒威、周德丰:张岱年先生对中国现代诸哲之评赞(2011)

发布时间:2015-12-29 18:00 作者:admin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20世纪哲学界一位彪炳千秋的英哲大贤。他与同时代的大哲,诸如张申府、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诸先生,或因师友之谊,或因骨肉之情,或因道义之交,颇多交往,相知甚深。同时,对他们的学思历程、学术得失、思想真诠,也有超越常人的独到了解。现代诸哲健在之日,张岱年即有著述加以评价;诸大哲道归仙山之时,张岱年又有致悼缅怀之文。张岱年的这些文字,对于帮助我们客观、正确、全面、深入地认识和评价现代诸哲,更好地继承他们的学术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张申府先生原名崧年,是张岱年的长兄。早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职于黄埔军校。20世纪30年代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主讲西方哲学史、数理逻辑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等课程。张申府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建国后受聘为北京图书馆研究部研究员。因病于1986年逝世。

在哲学思维的训练以及研究哲学的道路上,张岱年受到其长兄张申府很大的影响。在张申府的引导下,张岱年广泛地阅读了西方哲学著作,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其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张岱年晚年的文章当中,他充满深情地追忆了兄长张申府对他的帮助与提携。他说:“受吾兄申府的引导,我细读了BRussell(罗素)CEMoor(穆尔)等的原著,很赞赏他们的逻辑分析方法。同时也读过Royce(鲁一士)、WJames(詹姆士)的著作。……在申府的引导下,我又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著作,深为辩证唯物论的光辉所吸引。”[1]1933年前后,张岱年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发表了20几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外界的实在》一文,深得张申府的喜爱,他评论道:“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有做出这等文字的素质的民族,并不是能够灭亡的。”[2]以此为契机,在张申府的引荐下,张岱年得以结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在哲学界颇有建树的前辈学者。在向前辈学者请教与探讨学问的过程当中,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得到了训练,学术视野也得到了拓宽。对此,张岱年写道:“我有幸向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和吾兄申府问学,这不能不说是幸运。”[3]

对于张申府的学术思想,张岱年有精辟评赞,大略云:“吾兄申府,精研哲学、逻辑和文化理论问题,深耽罗素之学,更努力阐扬唯物辩证法,自20年代以来,蜚声哲苑。”[4]可见张申府的学术贡献大致体现在对罗素哲学思想的评价和介绍,以及对唯物辩证法的提倡这样两个方面。

在青年时期,张申府对数学就颇为感兴趣,“继而对于数理逻辑深感兴趣,由于研习逻辑,于是进而探究哲学。对于罗素、穆尔的新实在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较深”[5]。罗素是西方著名的现代哲学家,曾于五四运动时期来中国讲学。当时张申府是国内学界当中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专家,公开发表了多篇论文评述罗素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郭湛波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当中将张申府列为介绍罗素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张申府所撰写的论述罗素的文章,张岱年认为“这些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评介西方哲学的重要文献”[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张岱年认为张申府“在哲学界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提倡提倡罗素所讲的‘逻辑解析’方法,二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7]张申府还提出了“逻辑解析”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不但“相通”而且“互补”,提出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构想,主张“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这一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比较精湛的见解,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称为一家之言”[8]。然而张申府未能对这一设想进行理论上的展开,对此张岱年扼惋叹息道:“申府敬仰罗素,却未能学罗素的勤于写作,这是值得惋惜的。”[9]

与张申府同时代并且注重逻辑分析的还有金岳霖。张岱年与金岳霖的交谊始于1932年。在这一年,张岱年的一篇题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引起了金岳霖的注意。嗣后,经张申府的介绍,在哲学界刚刚崭露头角的张岱年拜访了金岳霖。金岳霖认为:“《问题》一篇文章分析得很好,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10]

金岳霖是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张申府称他为当时“哲学界的第一人”。张岱年对金岳霖的学术成就亦是十分推崇,由衷赞佩“金先生以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11]。金岳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论道》和《知识论》。在《论道》当中,金岳霖提出了很多正确而且深刻的命题,“书中对于所谓‘逻辑的先后’的分析亦发人深省。惜乎此书文字比较难懂,解者盖寡,这是非常遗憾的”。[12]对于金岳霖在《论道》当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张岱年认为不应该简单的归之于唯心论,指出“《论道》的宗旨比较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论证的精密远远过之。列宁评论亚里士多德,说他是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列宁的这个评语是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13]《知识论》是金岳霖耗费大量心血所写就的一部哲学著作,张岱年称赞这本书是一本“体大思精”的专著,“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更是空前的,拿来与罗素、穆尔、桑塔雅那的认识论相比,至少是毫无逊色”。[14]解放以后,金岳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张岱年称赞这一转变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件令人赞叹的大事”。

金岳霖于1984年因病逝世,对此张岱年在文章中沉痛的写道:“这是哲学界的一大损失,是非常令人悲痛的!”对于金岳霖在学术上的贡献,张岱年总结道:“金先生在元学和知识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更是哲思精湛、有严密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张岱年与冯先生初识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回忆研习哲学的经历时,张岱年写道“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申府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同调。”[15]1935年,经冯先生和张申府的介绍,张岱年与冯先生的堂妹冯让兰结婚。在友谊和学谊之外,张岱年与冯先生之间更加上了一层亲谊。建国后,二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北京大学,致力于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切磋亦未尝中断。冯先生去世后,张岱年撰文回忆与之交往的经历时,情真意切地致赞语道:“从他的态度、言行来看,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态度谦和宽温,接人待物,从无疾言厉色。……他的平生著作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他对于哲学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16]

在评价冯友兰的学术思想时,张岱年指出冯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有三件大事足称不朽。第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第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先生完成了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并在五十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第三件事是完成了七卷本之《中国哲学史新编》。此三大成果嘉惠时代及后学实非浅鲜,堪称垂世不朽之作。

在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写成之前,较有影响的哲学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中国第一本用新方法写出的哲学史。张岱年指出胡著的缺点在于“比较偏重名辩之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深邃思想体会不深”[17],认为“胡适之的最大贡献是提倡白话文,发起文学革命。……他主要是一位有重要贡献的文学家”。[18]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较,张岱年认为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超过了胡著”。称赞冯著 “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19]然而张岱年亦指出:“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稍逊于上卷,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阐述不够。”[20]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冯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新实在论转向了唯物论。冯先生决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观点重新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冯先生以九十五岁高龄完成了这一宏愿,写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盛赞《新编》“达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水平”、“是当代的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完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冯友兰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道》、《新原人》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贞元六书”的完成,标志着冯友兰先生“新理学”思想体系的成熟。在评价“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认为主要有两点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第一,‘新理学’的体系可以说是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综合中西的哲学,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地位。第二,‘贞元六书’中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深情”[21]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了先前的“新理学”体系,转向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张岱年在分析导致冯先生思想转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新理学”的内部就蕴含着转向唯物主义的契机,张岱年指出:“《新理学》反对主观唯心论,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与主观唯心论对立的,本与唯物论有相通之处。不过《新理学》认为共相是可以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谓之‘潜存’。冯先生后来接受了‘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转向唯物主义。”[22]导致冯先生思想转变的第二个因素,张岱年认为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之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强之路。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先生“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他看到民族复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取得的,所以他真诚拥护马克思主义,不惜放弃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这正表现了爱国哲人的胸怀”[23]。对于冯友兰先生思想的转变,张岱年先生称赞道:“冯先生突破了自己思想的局限,超越了自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真理。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强大说服力,一方面也表明冯先生追求真理的虚心态度。这种不断超越自我、虚怀求真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24]

张岱年与熊十力之间的交谊,可追溯至1932年。其时,张岱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熊先生看后对张申府说:“我想找你弟弟谈谈。”于是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张岱年拜访了熊十力。此后,只要熊先生在京,张岱年“大约每半年拜访他一次,主要谈些有关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问题”[25]。现在我们看到的《十力语要》第一篇文章即是熊先生与张岱年论学的文章,题目为《答张季同》。据张岱年回忆,1947年曾和金岳霖就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有过一次讨论。当时,金岳霖说道:“熊十力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这一点我不如他。”这句话给张岱年以很深刻的印象。在晚年回忆与熊先生的交往时,张岱年以警句格言式的语句评赞他是“哲学界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的文章有一种刚强雄迈之气,令读者感到精神振奋”[26]

熊十力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富原创性的学者之一。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理论“新唯识论”。构筑了“融合儒佛”的哲学体系。在5060年代,熊十力又进一步提出了“摄体归用”的实体学说。熊先生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和《原儒》等。

熊十力早年学佛,对儒家哲学尤其是《周易》“有极深的体会”。在“新唯识论”体系当中,主要宣扬“体用不二”、“离识无境”和“诸行无实”的观点。张岱年对其“体用不二”的观点“甚为同意”,而于“离识无境”和“诸行无实”的唯心论观点则坦言“不能契合”。熊十力在晚年又提出了“摄体归用”的观点。对这一观点,张岱年指出:“确实较析别本体与现象为二的传统唯心主义思想前进了一步,……实际上不免是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27]在晚年著作《体用论》和《乾坤衍》当中,熊十力阐发了“生生不息变化不竭之真机”,张岱年认为“熊先生哲学的主要贡献即在于此”。同时,张岱年先生也指出《原儒》和《乾坤衍》的缺点是:“关于儒家经典真伪的考据,大多不合科学考据的要求,多数臆断;对于汉宋诸儒的评论,亦多不中肯綮,不符合各家思想的原意。”[28]

对于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张岱年总体上认为“确有过人之处”,称赞他“著作丰富、内容宏博奥渊,确有甚深意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29]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自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以来,驰骋学术论坛七十多年,在学术界教育界有广泛的影响”[30]。梁先生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和《中国文化要义》等。张岱年称赞梁先生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理解的渊博思想家”,“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

在张岱年的回忆中,梁先生在“为人”和“治学”两个方面皆堪称楷模。在待人处世上,梁先生“高风亮节,久已为海内外学人所敬仰”。[31]在治学的态度上,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之下,梁先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能坚持所认识的真理,无所畏惧,此种坚强不屈、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佩服”[32]。在上世纪一个政治与学术均不正常的时期,很多人见风使舵、哗众取宠,写文章时往往言不由衷、追风赶浪。而梁漱溟始终秉持着学者的认真与良知,绝不人云亦云,决不随俗沉浮,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张岱年称赞梁先生这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风骨,是“一个独立思想家应有的态度”,有“很高的精神修养,因而也就能够深切体会古代儒家、佛家的深湛思想。这是不易达到的”[33]

梁漱溟先生于1988623因病去世。张岱年撰文悼念之,悲伤之情、缅怀之意真是溢于言表,文中痛言道:“从此再也听不到梁先生的深沉剀切、坚定清朗的谈话了。”[34]

陈寅恪是现代中国公认的史学大师,张岱年盛赞“其学问的深广、见解的卓荦,久已为海内外学人所称颂”,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贡献良多。[35]张岱年先生将陈先生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远见卓识概括为两条:“第一,研究古人的思想,应具同情之了解;第二,在中外思想家的交流中,输入外来的学说,应经吸收改造之过程。”[36]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要了解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要解决的问题所在和苦心孤诣的精神。张岱年称赞陈先生这一观点是“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至理名言,与现代西方所谓解释学所提出的问题相近,揭示了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37]。陈先生所提倡的对外来学说应当有一个吸收改造的这一观点,张岱年则认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精粹之言”。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佛学家。张岱年于1932年在熊十力先生处第一次遇见汤先生。1933年,汤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作演讲,由张岱年负责迎接。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佛学史的,据张岱年回忆这次演讲很精彩,“听讲的人都很受启发”。建国以后,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并且负责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在工作当中,汤先生“善于作团结工作”,“待人非常热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气氛十分融洽”。[38]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尤其是在佛教史上的贡献最为卓著。在佛学史的研究上,汤先生的代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张岱年认为:“书中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汤先生的考证有一个特点,即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39]称赞汤先生“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当中回忆自己早年的治学经历时,写道:“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40]张荫麟博学多才,对于文学、哲学和史学都有较深的造诣,曾在斯坦福大学留学。1933年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张岱年当时也在清华任教,二位先生时常讨论学问,“议论无不契合”,遂成至交。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因病不幸逝世,被同人普遍视为学术界一大损失,张岱年闻此噩耗亦“曾为痛哭”。关于张荫麟的哲学观点,张岱年认为“倾向于新实在论与唯物论,反对柏拉图主义与主观唯心论”。[41]在史学考证方法上,张荫麟提出“默证”的问题,对当时疑古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张荫麟先生的史学专著是《中国史纲》,张岱年评赞该书:“内容叙述精确,文笔优美,达到‘才、学、识’的高度结合”[42]。此外,张荫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上也卓有建树,张岱年认为:“荫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他对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的这些论著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3]

张恒寿,字越如,是张岱年一生的挚交好友。据张岱年回忆,二人之间的交谊大约始于1931年。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当时就读于历史系的张恒寿过来与张岱年先生谈话。由于张恒寿先前曾经拜访过张申府,二人并不陌生,“谈得很投契”,遂从此定交成为挚友。建国后,张恒寿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二位先生仍然“每年总要会晤三四次,促膝长谈,莫逆于心”。在学术思想上,张岱年写道:“越如的学术思想与我颇多接近,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是深刻的真理,同时又主张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44]张恒寿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先秦诸子以及宋明理学的研究尤有心得。对张恒寿的学术成就,张岱年有赞语道:“恒寿同志对于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都有很深的研究,为学术界所敬佩。他的庄子研究尤超迈前贤,考证之精,论析之深,都可谓前无古人。”[45]

金景芳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大师,也是张岱年的挚交好友。张岱年先生与金先生相识于197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二位先生在学术见解上颇多契合之处。在史学成就方面,张岱年先生写道:“金景芳先生治学的特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史料进行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实事求是的论断,……表现了一个真诚的学者敢于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46]在易学方面,张岱年称赞金先生“对于《周易》经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精切的阐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7]

虞愚和陈元晖二位先生也是张岱年在哲学界多年的好友。虞愚先生字北山,是著名的哲学史家、逻辑学家、佛学家和书法家,与张岱年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学术研究上,张岱年称赞虞先生“对于佛学研究甚深,尤其对于因明之学造诣尤深”[48]。在书法上,虞先生颇有造诣,“自成一家”。陈元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对于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张岱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陈元晖同志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有较多的研究,在50年代初即出版过批判实用主义的专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也有较深的体会。可谓学贯中西、博通古今。”[49]

综上可见,张岱年先生对中国现代诸哲的认知评价,并非普通的评点介绍,而是经典的论断,其警策、深刻与高度涵盖,真有如我国传统史学大家两司马之人物评赞,其特色有三:第一,知人论世,认知深刻。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张先生的评赞即具有这种特色。这是由于他与这一代人共同生活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的遭际密切相关的。第二,观察客观,评论公允。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张先生评赞诸哲即有此种精神。现代哲坛,中西碰撞,百舸争流,得失互见,优劣参差,张先生对此皆能实事求是,不偏不隐,直抒己见,辞达而已,出语适中,概括精当,真堪称是学术上的典范。第三,真情告白,情见乎辞。陆机《文赋》云:“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张先生的评赞文字,无堆砌之弊,无过当之誉,不拘文字形式,一切以真情实感出之。他悼故交情真意切,赞师友一往情深;同时做到情感必为理性驾驭,因之内涵深刻,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检验和学人推敲。读张先生这些文字,不仅使人得到学术上的正确指导,而且使人感到莫大的精神享受,受到灵魂的洗礼,令人体味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师、朋友、同志”的人间真情和中华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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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岱年:《论外界的实在》,《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 刘鄂培、杜运辉编著:《张岱年先生学谱》,昆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