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生平研究

生平研究

钱耕森:早慧•中断•晚成的张岱年——张岱年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1)

发布时间:2015-12-29 16:52 作者:admin


今年,适逢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北大创办于1898年,14年后的1912年,成立了哲学系。当时,叫“哲学门”。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年。1919年起,就改用了现行的名字。

百年来,世纪沧桑,变幻莫测。时光易逝,忽忽来到了1952年。这一年,对于北大哲学系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日子,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北大哲学系一路走来,已到“四十而不惑”之年了。果然,他在全国哲学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历史最悠久的,而且还是名列前茅的。更有甚者,到了这一年,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那就是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老大哥”转身一变而为“独生子”了!时值全国高校第一次院系大调整之际,唯有哲学系调整幅度最大,除了仅仅留下北大一家以外,其余悉数奉命并入北大。如此这般,北大哲学系不仅保留了自家的香火,还大大的添人进口了。于是,北大哲学系就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了“一枝独秀!”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1952年,他随着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而调入北大哲学系,工作到1985年退休。其实,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休后往往更忙,一直忙到2004年与世长辞,享年95岁之时,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52年之久,他沿着“早慧、中断、晚成”的人生轨迹度过了这半个世纪的苦乐年华。 

先生对于清华哲学系诚可谓“情有独钟!”他与清华哲学系结缘很早,伊始于1928年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哲学系,但只念了一二周,就退学了。1933年他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到清华哲学系当助教,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南迁的4年间,并非一直都呆在清华园,而只呆了2年,其间历经了三进三出。他于19468月又四进抗战胜利北返不久的清华,直到1952年调入北大,这一次呆得最久,长达6年。他虽屡进屡出,但其情则始终如一,一往情深。所以,他晚年回忆时还深情地说:“到清华当助教,这是最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1]张先生又四出清华,而且哲学系撤销了,是再也回不去了,他一定是依依不舍的![2]

但是,张先生的内心深处,同时又蕴藏着不胜喜悦与殷殷期盼之情。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哲学系虽特色不一,难分伯仲,但学术底蕴则是同样深厚,特别是北大乃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最早传播和研究的重镇,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工作过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而张先生当其时年仅43岁,头一年又已晋升为教授,尤其是他早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还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高度自觉地主动地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在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中是唯一的,即使在北大乃至全国哲学系的教授中也是凤毛麟角的,这样的人才当其时实属难得。而他又适值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他说:“新中国建立,我躬逢盛世,心情振奋。”[3]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的生活。”[4]于是,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之中,他高高兴兴地调入北大,以实现其远大抱负。

果然,他在建国之初到院系调整之前的二三年里,就已在清华讲授过“辩证唯物论”、“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课;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过“辩论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新哲学概论”等课[5]。他“是将辩证唯物论引入清华大学课堂的开拓者”[6]。这些都是解放初期最稀缺的课程。因此,合并后北大新哲学系于1953年就特地聘请了苏联专家萨波什里柯夫来主讲“马列主义基础”一课,而系里则只遴选出他这位教授和助教黄楠森先生(而今早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名教授)两人担任辅导,他并讲授“马、恩、列、斯著作选读”课[7]。系主任郑昕说:“张先生虽然搞中国哲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很深的研究和体会,50年代苏联专家在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如张先生讲得好。”[8]可见,张先生也应是新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的先驱之一。

同时,张先生又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课的建设中去。1954年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并试开“中国哲学史”一课,他主讲其中的宋元明清的哲学。他讲授提纲的主要部分,随后连载在《新建设》上,“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此后,他常常专讲这一部分的课。当然,他也开设过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其他课程。

同年,他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一文,详细分析了王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论”。获得好评,贺麟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看了这篇文章,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系主任金岳霖先生将该文的主要部分以《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为题,发表在他兼做主编的《光明日报·哲学》上。1955年,他撰写并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张横渠的哲学》一文,引起了争论。他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6年,他还撰写了《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小册子出版。1957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出版。同年春,他又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和《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等文章[9]。这些都充分表明他是坚持以实际行动来大力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的一贯的主张。他为了参加北大哲学系于1957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围绕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撰写了论文。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4年成立之初,就明文规定每人每学期须撰写一篇论文。

可见,作为中哲史教研室的骨干教师兼室副主任的张先生,无论是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科研工作中,他都以超额达标和高质量的实际行动,带了个好头。

    张先生在建国与院系调整的初期,无论在政治和业务上的表现都很突出,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决非是出自于一时,而是和他在这两方面自觉早、成熟早、智慧早密切不可分。历史是割不断的,现在与过去和未来都是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所以,必须追溯到他的早慧。诸如:

他上初二时,通过读《老子》和《新解老》以及《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于是,他就开始“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并且,从此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日晚上经常沉思一二小时,养成致思之习”[10]。作为一个小小的初中生,竟然就对高深莫测的形而上学的玄之又玄的问题,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又能培养出“好学深思”的习惯,以至于受用一生,诚然不可不谓之早慧!

念高一的他,在上语文课时,他写了一篇《评韩》的“作文”。大出所料地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赞赏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此。”[11]大三比高一要高六个年级,张先生的智力真是大大超前了!

读高二时,他在19283月《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有生以来的处女作——《关于列子》,“得稿费银元8元”。这稿费可不低啊!差不多相当于那时北大图书馆馆员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的薪水呢!难怪他“当时甚为欣喜!”[12]

他是1927年春才上高中,1928年暑假就考上了清华哲学系。高中三年,他一年半就念完了,大大提前毕业!

他开始以“张季同”的笔名于193167月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连载所撰写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一文。他的这篇论文竟然吸引到了大家冯友兰先生的眼球,而且还给予冯先生一个蛮有趣的假象。冯先生居然“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但是,“后知其为一大学生”。于是,他“则大异之!”[13]此文也获得了另一位大家罗根泽先生的赏识,遂将其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正在开展大辩论,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胡适先生为一方主张老先于孔,以梁启超先生为一方则主张孔先于老。张先生竟然敢于以一名大学生身份参与之,可见其既具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又具有得到大家好评的智慧!

先生广泛阅读,深入钻研,既有中国哲学,又有西方哲学,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他将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等,认真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了最后的与众不同的极其重要的结论: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我完全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14]。于是,他一方面就撰写并发表了《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的一贯》、《关于新唯物论》、《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又一方面就在清华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课时,主动增加了原来教材中所没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并予以高度评价:“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15]显然,这是张先生的最大的早慧!

先生早慧的又一大亮点是对中国哲学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当时,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他“也不甘落后”。于是,他就写出了他的哲学上纲领性的文章,既为他日后创造自己新的哲学体系,又为引导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新的趋势,明确指出了一个新的路向,即《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他在文中“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所谓“唯物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所谓“理想”,就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人生理想,也包括了辩证法和唯物论;所谓“解析”,就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关于三者的关系,他进一步认为应以“唯物论”为“基础”;以“解析”为“方法”;以“理想”为“内容”。他明确说:我主张“以唯物论为基础”,去“吸收理想与解析”;对中国哲学最注重的生活理想,“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对有大发展的解析派的哲学,“应容纳”他们的“新贡献”[16]。随后,他就用这个理念,沿着这条道路,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

先生坚守独自所开辟的新方向,发奋著书立说,予以论证,建构体系。他于1937年,写成正题为《中国哲学大纲》,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一书。全书约50多万字,是一部巨著。该书有三大特色:其一,正如副题所明示,是以问题和范畴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以清理并重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这就和当时以对代表人物和学派的分类和分期的叙述性研究为主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大异其趣了;其二,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以逻辑分析法为方法,运用中国哲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及其源流和发展,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个层面着重揭示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人生论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其三,以上述为基础,进一步对宋元明清理学划分为以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论和以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的两派说,增加了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唯物论新的一派,发展为三派说。这是张先生自创的,我称之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理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次成功的运用,这是他对哲学史方面的新贡献。所以,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代表作,时年仅仅28岁。

先生为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哲学上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他说:“民国三十一年春,余始撰哲学新论,将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至三十三年夏,关于方法,仅成《哲学思维论》六章;关于宇宙,仅成《事理论》八章,关于认识,仅成《知实论》四章;关于人生,仅成《品德论》四章。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若干重要问题俱未及论列。”他为什么突然停下笔来不继续写下去呢?先因日寇投降前夕,他滞留于沦陷区北平的生活每况愈下,“厥后生活日益窘迫,运思维艰,竟尔辍笔”。后因抗战胜利,清华迁回北平,他又回到清华重新忙于教学。耽搁到了1948年,“他念‘新论’之作难于续成,因将已成之稿略加修订,各自单独成书,另撰《天人简论》一篇,简叙‘新论’之要指,而随时间之推移,余思想亦复有所进,亦并及之。今夏草草写成,共凡十节,以著历年致思所得之大要云尔。”[17]他又说:“此篇是1948年夏季撰写的,内容略述我对于若干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篇中肯定物质是心知的本原,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18]张先生非常重视“兼和”,强调这是他哲学的核心理念。他在这合称为《天人五论》中,在在自觉运用其自创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理念去研究天和人的问题,以“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要领”,这是他对哲学方面的新贡献。“当时年近四十,可以说‘四十而不惑’。”[19]

由上述可见,张先生构建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其名称我们认为应命名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其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其创作时间绝大多数都在“三十而立”之年的前后,诚可谓之早慧呀!那时在北大哲学系的教授群中,尚难以再找出一个像他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新哲学体系的年轻的教授呢!

先生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正关乎到我们哲学界近年来所讨论的中、西、马哲学三结合的热点问题。所以,“他的新哲学乃是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20],对当时的北大以及今后中国的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后,决不像有的教授,特别是有的老教授,有历史问题,有政治问题,有观点问题,有信仰问题,等等,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难以适应。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些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前进,甚至他的内心还一定会暗喜,从此以往他就有了占天时(解放了的天),得地利(北大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传统),享人和(全国各哲学系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幸福际遇。他诚心诚意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北大,决心要大展雄图大志,不断做出新贡献。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突然大祸临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罪行”就是他于1957517日在小组整风鸣放会上所说的话:“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召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当时,平安无事。

但是,过了暑假,到了9月初新学年开始后不久,他的这两点意见,突然被上纲上线为“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的三条反动言论。

此前,熊十力老先生曾直言告诫过他:“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张先生并未听进去。因为,他平素待人接物的本性就是“直道而行”,并具有“以德抗位”的德性。他的学生和系党总支负责人孔繁在《忆张师岱年先生》一文中说:“张先生在1957年党的‘整风’会议上,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批评党内不正之风时,曾形容他敢于提批评意见是‘以德抗位’。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说,张先生在说他是‘以德抗位’时情绪有些激动,而激动使他口吃更重,而语气亦显得更重了。这样张先生便因‘鸣放’招来祸端,他的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愿望被曲解,从而蒙受‘向党夺权’之冤。”[21]

先生又满以为自己既“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就决“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响应党的号召,讲事实摆道理。所以,张先生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事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事后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俗话说得好哇:“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批判会中,一些人深文周纳(指不根据事实而牵强附会地妄加罪名——引者注),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张先生“完全陷入迷惘之中!”他痛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他痛定思痛,甚至想到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一个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家竟然被迫想起了“宿命论”呢!但同时,他仍很有理性地反思到:“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22]

其实,乃是十七年极左路线使然,加之个别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小人乘机落井下石而成!1983年,我曾当面听汪子嵩先生十分歉意地回忆说:“北大哲学系当年划‘右派’时,本来没有张先生,后来因为已划‘右派’的数字还不够,尚未达标,需要补划一些凑足数,这才把张先生补上了!”我一听说,就想到:“汪先生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的负责人,是知情人,了解内幕真相,其言必可信无疑。听到这里,‘往事不堪回首’的慨叹,则令人油然而生了!”[23]

先生一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教学和科研的权利,立即被“剥夺”了,被“中断”了,只能做些“资料选注工作”。古人所云“怀才不遇”之落魄感,张先生亦恐难免不油然而生吧!其实,他很可能更加感慨系之于“道虽同而竟不相谋”啊!

他的几百块钱的教授工资,降为几十块钱的生活费。他虽没有说明,但我们可参照冯友兰先生于“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即被“扣发工资,每月只给先生夫妇二人生活费24元。”[24]张先生从19331952年的20年中,除去19491952年的解放后的三年多,剩下解放前的17年左右,他并非一直工作在清华,其实只工作了短短的四五年而已,另外于1943194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三年书,其余的头10年的时间则长期失业[25];他家历来又只有他一个人工作。所以,他本是个穷教授,没有积蓄,现在只发点生活费,并且他直到19791月才得到彻底平反,才完全恢复了名誉和待遇,20多年贫苦的日子,一定有难言之隐,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尤其是“世态炎凉”突然呈现在他的眼前:“一些熟人,见面如不相识。”张先生深感委曲和不可理喻。但是,与此相反的则是“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城、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给我以慰藉”。冯友兰先生“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26]这些都是冒着划不清敌我阶级界限的风险,而保存着人间的真心与真情,原来天下人并非一般极左,人之性情亦未完全冺灭,这就使已身深陷于绝境中的张先生深深感到人世间依旧还存着温暖,并体会到了“公道自在人心”![27]他晚年回忆到1958年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芦城乡下劳动时,虽然同行的教师学生多“另眼看待”,但是老教授唐钺却和我“亲切握手”,使“我非常感动!”令我想起:“龚定庵诗云:‘万人丛中—握手,令我衣袖三年香!’我颇有同感!”[28]

先生被折腾到“17627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但仍难以发表文章。”其实,他只教了一年的课,主要还是做资料工作,仍然不准搞科研,继续“中断”著书立说,并且很快就下乡劳动。为什么既摘了帽子,又还要留个尾巴呢?他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他的右派性质并未变呀!右派的性质怎么能变呢?这就是当其时的“政冶逻辑”!所以就叫他为“摘帽右派”。他既是“摘帽右派”,那继续剥夺他的“发表文章”等的权利也就是活该的了!那时节,摘不摘帽子,并非没有差别;但是作为右派,则还是相同的。换而言之,变化的只是形式,其内容和性质则始终未变。其他摘了地、富、反、坏的帽子,同样被称为“摘帽地、富、反、坏、右”。今人听起来会觉得是自相矛盾,甚至是笑话。但这可是当时“政治生态”的实际。那时的极左,真是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无论极左的狂风暴雨多么的猛吹猛打,都丝毫未能撼动张先生对党和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如磐石的信心。他说:“在划入另册的时候,我自信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我仍然信持唯物论,愿努力弘扬中国唯物论的光辉传统。”[29]他的确是经受住考验的,诚如古人所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王勃:《腾王阁序》)实属难能可贵!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运动伊始,张先生既是“摘帽右派”或者“老右派”,又是“资产阶级教授”,于是被揪出来遭受到扦讨、批斗、扫地、抄大字报、抄家、搬家、卖了许多书和家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等等的迫害,真是在劫难逃!经历了10年漫长的空前浩劫,终于熬到了头。“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为平生一件大快事,非常欣喜。”[30] 

先生所“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的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对做学问从“前途无望,只有得过且过而已”,回到“复活”,仍应多做贡献。他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知识受到蔑视,我深感研究学问前途无望,只有得过且过而已。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31]他又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越有知识越反动’的口号,我感学术无望。1987年党拨乱返正,肯定知识的价值,肯定教育的重要,我感到学术研究又有希望了。于是改陈子昂的诗句为:‘前既闻古人,后亦覩来者(现在的青年人都是来者),念天地之长久,独欣然而微笑。’表达了我的乐观情趣。”[32]

于是,张先生也等不及给自己平反,就很乐观地、信心百倍地上马重操旧业了。1977年,他为中华书局新编出版的《张载集》,进行了审阅并撰写了前言《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的长文。这是他被禁止被中断写文章发表长达20年之后“重新发表论著之始”。1978年,在复刊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重新发表论文之始”。

197812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成立,在于光远等几位先生积极倡议下,来自全国各地与会代表一致选举出张先生为会长。这充分表明了他所信持的“公道自在人心”,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全国广大专业人士对于他的道德文章,一如既往地予以认同和推崇。由于众望所归,他蝉联了三届会长,长达10年。1989年起,被推为名誉会长。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创建,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影响深远。

1978,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重新招收硕士研究生。张先生共招收了程宜山、王德有、李中华、刘笑敢、陈来、吴琼、陈战国、鲁军、袁德金、陈小于10人,为中国哲学史硕士生。他为他们开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课。随后,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两本书。1982年,北大哲学系开始招收博士生。张先生招收了陈来和刘笑敢二人。1983年,张先生又招收了王中江和庞万里二人。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陈来、刘笑敢和王中江三人“已随前薪做了后薪”,他们分别是北大、清华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名教授,享誉海内外的专家,传承和光大了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他们年富力强,来日方长,发展与创新的空间还很大,衷心希望他们能“后来居上”!

1978,党中央拨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张先生说:“19791月,北京大学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于是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33]

先生浴火重生,生命的春天又到了,精神焕发,为了弥补被中断而耽误了的“20年的大好时光”,他“以高兴的心情努力工作”,时年70岁了!但他在80年代尚以古稀之年“写出了很多学术论著(详述于后)”。特别是他在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先生入党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重大考验的。孔繁说,他自从1957年被错划右派以后,“颇长时间遭受不公正待遇。但是,张先生对此并没有计较个人的成败利钝。他很赞赏孔子所说‘仁者不忧’,曾说孔子‘仁者不忧'并非没有忧患意识,而是不忧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因此,他虽然处身逆境,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他还认为:“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个人对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可以说张先生在这两者完全统一方面,为我们作出楷模。”所以,他“在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在拨乱反正期间,张先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他的‘以德抗位’的人格尊严精神,终于得到党的理解和承认。他老人家在历史的风浪颠簸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34]。张先生的人生价值,就是他的人生理想。这理想就是:“在哲学上,我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我一贯拥护社会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35]他笃信自己的人生理想,越考验越有其价值。

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空前高涨的热情与极大的毅力,重新投入对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和价值、文化三个领域的深入研究,硕果累累,创新不已,贡献既多又大。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着重对孔子、老子、《周易》、庄子、宋明理学、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六大问题,进行了精深的研讨。

在中国伦理思想与价值观方面,他集中对伦理道德、人性、“纲常”、价值观的四大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了相当深切的分析和评述。他率先明确提出: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贵”的名词,即今天的“价值”的概念。价值观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而关于价值的思想,则不论中国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价值”是后起的名词,在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贵”字的本义指爵位崇高,后来引伸而指性质优越的事物。行为的价值称为“善”,艺术的价值称为“美”,认识的价值在道家称之为“真”,在儒家称之为“诚”。第二,先秦时代的儒、道、墨、法四大家的价值观各异。儒家主张“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墨家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断言“义,利也”,所谓义即是公利。以公利作为价值标准。道家则宣称“物无贵贱”,认为一般所谓价值都是相对的,只有绝对的道才具有超越一切价值。法家则认为儒墨所谓的道德都是无用的,只有“力”才具有价值。所以,“儒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内在价值论,墨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功用价值论,道家的价值论可称为超越价值论,法家的价值论可称为唯力价值论。儒家与墨家之间展开了义与利的争论。儒家与法家之间展了德与力的争论。”第三,儒家的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价值观。人的价值的问题,是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孝经》记述孔子的言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未必是孔子原话,但是表现了儒家的一贯观点,肯定了人具有高于一般生物的价值。特别是孟子提出了“良贵”观念,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谓之“良贵”,良贵即是人人固有的内在价值,其内容即是道德意识。孟子强调要把人当人看待,不应把人当犬马看待。他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人对于人,应该相互尊重。扬雄批评法家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马之用人也”!因此,张先生指出:“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了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优秀传统的一项内容。”他并表明:“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是我于80年代首次提出的……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扩展。但我不过开了一个端绪而已。”[36]今而后,我们面临多元价值以及如何进行正确选择的难题。而张先生关于价值观的精辟的论述,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的抉择。

在文化方面,张先生主要研讨了中西文化之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文化系统的分析与选择、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文化的综合创新的五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民族精神问题,他一开始就表明:“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并且认为《易传》所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易传》的这两句名言是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因为,“在汉代以来的二千多年中,《易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因而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这些名言影响广远。”它们的内涵是:“‘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拚搏的精神……‘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指导中国人民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37]可见,张先生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周易》的“君子之道”和清华大学的“校训”转化并提升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既大力弘扬了中华文华的优秀精神,又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向全世界各民族彰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追求,是既要实现和平崛起,又要构建和谐世界。

关于文化的综合创新的问题,是张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明确提出的一个老问题,又是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一个新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既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乃是他的一贯之道。他将自己的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上,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38]。这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念与向度,乃是完全相通的。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必将有益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成书于1937年。20年后的1958年,才正式出版,由于是“右派分子”而不能署真名,无论是“张岱年”的本名,还是“张季同”的笔名,而只能用假名“宇同”。直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再版时,才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该书于1976年被译成日文出版,1999年又被译成韩文出版。

先生的另一本名著“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完成于1948年。直到40年后的1988年,才得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由齐鲁书社第一次问世。

先生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后来被译成波兰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出版的论著,据不完全的统计有18种之多:

1.《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2.《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

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5.《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6.《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7.《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8.《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9.《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

11.《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4.《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

18.《中国哲学史研究法》,鹭江出版社2008年出版。

除了这些单行本专著以外,还出版了两套大型书:

19.《张岱年文集》(6卷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出版。

20.《张岱年全集》(8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85年,张先生退休了。但是,他退而不休,被清华大学敦聘去任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这副担子可不轻啊!是年,他已七十有六,早已年逾古稀,已届耄耋之年了。而思想所适值创办伊始,万事起头难啊!可是,他老人家却喜出望外,他乐于“在有生之年终于能够又回到一生都梦魂萦绕的清华园”,为“恢复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的光荣传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而“老当益壮”地尽心尽责,“他老人家不时地向研究所里的同仁提出‘古今贯通’、‘中西融合’、‘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理念,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使之形成为办研究所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老文科、清华学派的治学的优秀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又是张先生本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的直接运用”[39]。羊涤生说:“清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文科时,先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内含文、史、哲。当时岱年师已七十多岁,我到他家请他出任所长,他欣然接受,并表示正合他意。并对如何筹建、如何进人,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当时清华文科没有教授,在评第一批文科教授时,我协助做些具体组织工作,岱年师都亲自参加指导和评议,破格大力支持。”[40]所以说,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开办以来,日益兴旺发达,“和张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当不可分”。

中华孔子学会(原名中华孔子研究所)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85年。张先生说:成立前夕,“翁荣溥、张剑尘等来访,说计划建立孔子研究所,要推我为所长,我表示支持。”[41]在成立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先生为会长。他致辞时,“庄严宣布:‘盲目尊孔的时代过去了,盲目批孔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42]他的这一精辟的理念,就成了学会的工作指导思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获得了周谷城、冯友兰、梁漱凕、张申府、贺麟、白寿率、邓广铭、季羡林等著名学者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等社会名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等大学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直到2004年张先生逝世为止,先后召开过各种类型的会议30多次,出版了有关论著多种,发展了多达千人的会员,对全国大力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先生还长期担任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并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名誉院长一职,对该院的创办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他多次畅言:“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43]

2004424,张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5岁。张先生终其一生的高尚的人品与杰出的贡献,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的领导敬献了花圈,他受到了殊荣。这和张先生的一生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不可分的。他早从上初中起就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大学的前后他就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就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代他就立志“以学术报国”,其实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救国,从此以往他无论是教哲学,或者是研究哲学,还是创造哲学,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他毕生行走在将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上,他终于成就为将中、西、马三种哲学相融会的一个典范。这是张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张者:《文化自白》(访谈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 [8] [21] [23] [34] [39] [40] [42] [43]  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第110页、第233页、第43页—第44页、第94页、第44页—第45页、第109页—第110页、第81页、第83页、第76页。

 [3] [4] [5] [7] [9] [10] [11] [14] [15] [16] [19] [22] [27] [29] [30] [31] [33] [35] [36] [37] [38]《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02页、第603页、第602页—第603页、第604页、第604页—第605页、第575页、第576页、第577页、第578页、第583页、第502页、第605页—第606页、第605页—第606页、第606页、第610页、第610页、第614页、第614页、第620页—第622页、第624页、第624页。

[6] 张岂之:《<张岱年哲学研丛书>总序》,刘鄂培、杜运辉编著:《张岱年先生学谱》,昆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2] 王彬、雪步主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华文出版社1998版,第8页。张岱年先生在《全集》中,则将“得稿费银元8元”一句略去,尽管他毕生都很清贫,却又无意于谈及金钱,更不屑于诉苦。

[13] 冯友兰:《张岱年文集·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7] [18]《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5页、第216页。

[20] 请详参拙作:《“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名称》,《光明日报·学术》2009623日第11版。

[24]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页。

[25] 请参看拙作:《张岱年先生五进清华园的情愫》;《多难兴学 创新不已——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哲学动态》2006年第7期。

[26]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442页。

[28] [32] [41]《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第94页、第95页、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