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著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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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重读大师——评《张申府文集》(2005)

发布时间:2015-12-29 16:09 作者:admin

《张申府文集》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在此不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其学问涉猎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他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

    在当过清朝进士的父亲的影响下,申府先生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1909年,他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顺天高等学堂读书。在那里,他由对数学的兴趣阅读西方科学著作,并藉此走上了研究学术的道路。他说:“从1916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1]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10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在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还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2]

    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在1919713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我们,今人也不能束缚我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3]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他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1931年他在刊登于《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中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即“打倒儒教,拯救孔子”[4]。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5]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最好的传统。列宁(注:或应为“马克思”)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际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辩证的否定乃有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适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他还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7]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

    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了晚年,他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列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8]

    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地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他根据自己对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7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9]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10]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辩的一种。”[11]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三十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12]

    申府先生最终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融合其他两种思潮,正因为这样,他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而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中国哲学,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正因为他能借助了西方思想文化,消化了西方思想文化。正如法国哲学家法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所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申府先生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20世纪之初就广泛地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如,申府先生对众所周知的“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申府先生所说的“实”应就是“诚”,即“真实无妄”,宇宙人生本自有其当然的道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所谓“唯物”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诚”之义。又如,申府先生说:“过去曾有动的逻辑与静的逻辑之争。我还要附带声明,我近来一个所得乃是:静的逻辑是没有的,凡是逻辑都是动的。假使不动,便无逻辑,不管形式不形式、无论如何,逻辑总要讲到思想,讲到推理;假使不动,能有思想么?能有推理么?”他认为,无论是辩证法或者是动的逻辑,都和中国传统的《周易》有相通之处,19441月,申府先生写的《天人行》中说:“大化如如,生生息息,有条有理,易简不易。动以矛盾,变在扬弃,相反相成,又负阖辟。”宇宙人生是有条有理的,这是宇宙人生必须遵循的。但是宇宙人生不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任何方法都必须以此为据,如果把一切看“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宇宙人生?“活”就是“发展”,就是“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要“由实而活”。申府先生认为“中”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因为“活”也要有一价值标准,这就是“中”,故他认为应“由活而中”。

    申府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但归于要,则在于他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经过西方哲学(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哲学)的洗礼,再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价值,而在会通中西、融铸古今的基础上希望能建构一新的中国哲学,这无疑为我们今天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

《张申府文集》(共四卷)的出版,使我们能够对我国20世纪的哲学家张申府先生能作更深入研究。因此,该文集的出版不仅是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现代中国哲学有着特殊的贡献。

 

(原载《出版广角2005年第8期)



[1] 参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2] 参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文中引申府先生给罗素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虽然我认为苏联是现世最先进的国家,又虽然我信仰共产主义,但我并非是布尔什维克。”

[3]《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31页。

[4][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5][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6]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7]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8][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9]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10][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1]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12]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