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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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关于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问题(2011)

发布时间:2015-12-29 15:39 作者:admin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成立。这个中心的设立,对于进一步推进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研究,乃至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里,首先对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于我们这个中心的未来的工作,方克立老师刚才已经做了很全面、很细致、很深刻的规划。我对此表示非常赞同。我想,如果我们这个中心将来能够按照方老师的规划,进一步认真地、踏实地、持久地开展研究工作,那么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我对我们这个中心的前景寄于厚望。

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结合我们这次召开的“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谈两个与张氏兄弟研究、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在20世纪3040年代,作为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宝贵的、重要的贡献。我给研讨会提供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是《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形态问题》,这篇文章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各自的个性化探讨来加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我觉得有几个结合形态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如毛泽东对湖湘学风的继承和发展,吕振羽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侯外庐对早期启蒙思潮的结合点的确立,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三结合”的新哲学的建构,这些可以说是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有代表性的形态。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发展格局,套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一本而万殊”的合理开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多彩的色调和多样的形式,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力和理论魅力。

在回顾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也就是谁来承担、来实现、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问题。从刚才所说的这些形态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领袖——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值得肯定、值得研究的。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多篇文章,阐释毛泽东的思想探索与哲学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许多并不是党的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推进这一运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李达、艾思奇、吕振羽、侯外庐、张氏兄弟、冯契等。由于他们是学者,是专业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往往在学术上更有其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也同样值得肯定、值得研究。

但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我们往往更强调、更重视、更凸显政治领袖的作用。政治领袖作为我们党的领导者、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包括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都是不可低估的。但是,我们却又往往因此而忽视了那些非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那些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作用,忽视了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一个亟须改进之处。在今天看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在重视、强调政治领袖人物的作用与贡献的时候,也要重视非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作用与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包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研究,除了重视领袖的作用与贡献,也要重视这些非领袖的学者们的作用与贡献。没有这些学者的作用与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不可能持续到今天,也不可能在今后的21世纪90年中继续地发展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对儒家哲学加以了积极的认肯、汲取,这是他们思想创造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肯、汲取,则是有着鲜明目标的,这就是要探求一种能够体现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去守望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有学者专门把张岱年先生称为“传统的守望者”,我想张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他是不会愿意戴上这样的帽子的。在文化传承问题上,他不是一个守望者,而是一个创新者。他所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同时,他更不是要复兴儒学、变成儒者。这一点是我们在讲张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肯、汲取的时候,尤其需要认真把握的。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认肯、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目标,可以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持有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岱年先生仍然坚守这一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近20年,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重新兴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学术界许多学者被这一思潮所吸引,进至认同这一思潮,但张岱年先生却始终不为所动。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岱年学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先生的这种态度。他坚定地表示:“我一生信持辩证唯物主义”(该书第138页),认为对此可以用“一以贯之”四个字来概括。可以说,“信持辩证唯物主义”是张先生思想与学问的一以贯之之道。他还表示:“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其中包括儒学中的精湛思想,但从整体说来,不可能复兴儒学。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该书第151页)他还说:“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应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该书第153页)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要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这个“新统”和中国文化的旧传统是有区别的,是中国文化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从西方吸收进来的其他各种好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们先人在过去历史上所创造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东西。对于“新统”问题,冯契先生有过更多的论述。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是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还有一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正是这个近代传统深刻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哲学开展,不应该回复到19世纪之前的那个古代传统,而应当接续近代传统而继往开来。这些先生们的“新统”思想,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尤其应该注重、尤其应该发扬、尤其应该阐释的地方。我自己这些年来就是接着这个思路讲下去,主张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古今之变,有一个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问题,在古代传统之后又形成了现代传统。

是否认肯这个“新统”,在今天中国思想世界是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在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能否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它在21世纪中国能否继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生死存亡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呢?仅仅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结合点,今天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生长出来的,毕竟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要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就要从这个“新统”出发,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出发。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积极参与这个“新统”的创造过程中,在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的创造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贡献融入到这个“新统”之中了,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之中了。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通过这个“新统”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传统接上了头,找到了自己在中国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途径。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新统”,冯契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我觉得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尤为富有启发性的。

最后,我想给河北师范大学的领导提一个建议:我看到我们这个中心的发展规划中,有编《张申府全集》、《张岱年全集新编》的工作。根据武汉大学正在编《李达全集》的经验,建议把编《张申府全集》、《张岱年全集新编》这一工作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以进一步推动中心的工作,推进对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的研究。


    (杜运辉根据录音记录稿整理,经本人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