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

田文军: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贡献(2014)

发布时间:2015-12-29 11:32 作者:admin


  要: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门类,应当是一个涵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学科群。张岱年先生以自己在数十年间的学术实践与丰硕的学术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个学科群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重视并总结张先生的这种历史贡献,不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拓展与深化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现代;学科;贡献;

 

以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并使其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时间上限应断自二十世纪初叶;而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作出过开拓性贡献的则主要是几位曾经活跃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讲坛上的学术前辈。在这些学术前辈中,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又是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陈来教授论及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时曾经认为:“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是本学科发展的奠立时期,建立了本学科通史和通论的典范,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20世纪本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冯友兰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典范,张岱年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我们学习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不是只学他们写通史的方法,而是要学习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全部经验和方法。”[1]陈来教授的这种论断,符合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实际。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无人能出其右。他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实践经验与思想方法,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总结,去整理,去思考,去借鉴。在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之际,本文拟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张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建中的历史贡献作一些回顾与总结。

一、以问题史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张岱年先生是最先以问题史的形式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且形成了系统研究成果的学者,其具代表性的著作即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如果仅从方法学的角度重读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我们会发现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的方法,首先即表现为其自觉地以哲学问题为纲来清理中国哲学的发展。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曾记述自己的这种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此书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不仅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还缺乏以问题为纲来考察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形式,而且认定中国哲学史问题史研究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具体的侧面发掘、展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正是这样的方法意识,使得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将中国哲学问题具体化为“本根论”、“大化论”、“天人关系论 ”、“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知论”、“方法论等不同类型,并通过对这些问题演生发展的历史考察,勾勒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理论框架与基本线索。应当肯定,《中国哲学大纲》的问世,圆满地实现了张先生以哲学问题为纲清理中国哲学发展的学术追求与理论目标。

先生的哲学问题史研究在方法学方面的另一个特色是注重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分析的研究。张先生论及自己这种追求时曾经说过:“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侯,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2]  张先生所说“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包含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一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问题的“分析的研究”。这种研究促使张先生探寻、综合中国古典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分析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历史演变。这样的“分析的研究”,实为形成《中国哲学大纲》全书特色重要的方法学基础。其二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分析研究。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分析的研究”,同样展现了他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的方法学特色。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对“本根”、“大化”、“天人”、“仁”、“诚”、“义利”、“理欲”等传统中国哲学范畴都有非常细密地考察与分析。譬如,张先生论及“本根” 范畴时,先考辨与“本根”范畴相关的文献典籍,然后认定“本根”之“意谓”有三:其一为“始义”,其二为“究竟所待义”,其三为“统摄义”。而所谓“始义”,“究竟所待义” ,“统摄义”,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论释宇宙演化时所要探寻的“本根”的意涵与作用。对“本根”意涵的这种思考与解析,可以使中国哲学中的“一”、“独”、“本体”等范畴联结起来,并获得相对统一的解释。在区别中国哲学史上的“本根”概念与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概念的基础上,张先生进而将中国传统哲学中使用的“本根”概念的“性征”概括为“不生或无待”、“不化或常住”、“不偏或无滞”、“无形或形上”。“不生或无待”是说“本根”为万有之本,万物所待,自身非从生、无所依待;“不化或常住”是说“本根”乃万化之源,自身为永存、无化;“不偏或无滞”则是指“本根”“不偏滞于一端”,“通乎一切”;这样的“不偏或无滞”实际上是指“本根”的普遍性与绝对性;“无形或形上”是说“本根”非有形之物,作为有形之物的始基,“本根”乃超乎形体者。这种解析,可说详尽地论释了中国哲学中“本根”概念的“意谓”与“性征”。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先生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与总结,解析与评断,均达到了很高的理论层次和认识层次。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分析的研究”, 不论其思想的深度还是其思想方法的自觉,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多视角多层面的思想启迪。

从哲学问题的角度论析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价值,也是张岱年先生进行哲学问题史研究时,曾经使用的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张先生看来,中国哲学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不论思想内容还是理论形式,都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有所区别,同时,在张先生看来,对于中国哲学特点的思考总结,也应当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涵括的内容。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曾在不同的层面上将中国哲学特色分别概括为“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与“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等六个方面。这种概括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哲学特色最为经典的描述与总结之一,也十分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实际。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张先生主张考察、解析中国哲学的特色,既是为了避免以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的观念来比附中国哲学、误会中国哲学;也是力图通过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色,帮助人们更真实、更深入地诠释与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

总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和建设。

二、独立系统地探讨中国哲学史学

梁启超考察清代学术的历史发展,曾认定清代学术的演变,实质是学术研究方法的演变与进步。他谓之“研究法的运动”。梁启超的这种观念具有合理内涵。现代中国哲学学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同样有待于中国哲学学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进步,或者说有待于中国哲学史学的积累与建设。独立地思考、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并形成系统的认识成果,是张岱年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史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贡献。这种贡献的标志性成果即是他晚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

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以张先生197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全书内容除“绪论”之外,涉及“哲学与哲学史”、“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 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书中的附录部分辑录了张先生在1982年左右写成并发表过的5篇有关中国哲学史方法问题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分别是:“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谈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谈中国哲学史的学习方法”、“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附录中还收有“梁启超论辨伪方法”。此文节录了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的部分内容。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涉及的问题,都是人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哲学、哲学史的对象、范围问题,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张先生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论释十分简要,观点清晰明确。在有关哲学的对象与范围问题方面,张先生一方面认为哲学的范围实有一个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一方面也明确地肯定古代西方哲学主要包括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三个部分。论及中国古代哲学,张先生也将其内容区别为三个部分。他说:“中国历史上哲学的范围如何?这至少应包括三部分:一、自然观,亦可称为天道论;二、认识论,亦可称为方法论;三、伦理学,亦可称为道德论。此外还有历史观,亦可称为古今观。中国古代,从孔子以来,即有关于历史的见解,所以历史观也是中国哲学史中应讲的内容。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少卿书》)。‘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讲的主要内容。”[3]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除了天道论、方法论及道德论之外,辩证法思想也应是一重要内容。在张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家中有人主张逻辑、辩证法与认识论同一。但在历史上,这三者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将辩证法从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中单提出来,进行专门研究,也是可行的。且这样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更加符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

先生年也曾论及恩格斯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列宁有关哲学史的论述。但他认定:“哲学史就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在这样的表述中,体现了他自己对哲学史定义的思考。张岱年先生在书中也从方法的角度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问题。他认为,哲学慨念、哲学范畴是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只有正确地了解中国哲学的慨念、范畴,才可能了解一个哲学家的理论系统及其思想的逻辑层次。譬如他在论及张载哲学时认为:太虚、气化、性、心,都是张载哲学的主要范畴。“张载强调‘太虚即气’,可见太虚与气属于同一层次,如果认为太虚与气是两个层次,就是不了解张载哲学的特点了。张载又说:‘性者万物之一源’,似乎性在张载哲学中也居于世界本原的地位。但是张载又说:‘神与性乃气所固有’,足证性与气不属于同一层次,性是从属于气的,性与神才是一个层次。如此,在张载哲学中,天、道、太虚、气化,都是气;而神,性是气所具有的。所以张载学说应该说是气一元论。如果认为张载的哲学是性气二元论或是气神二元论,那是没有了解张载哲学的固有的逻辑层次了。”[4]张先生对张载哲学的这种分析,向我们所展现的不单在结论,也在于展现他所理解并主张的哲学史研究方法。

在方法的层面,张先生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准确地分析哲学概念、范畴的意涵、层次与逻辑,也主张哲学史研究需要准确地概括哲学家的思想观念。他说:“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古代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有时要进行一定的概括,但概括要力求准确,不可曲解原意。例如,荀子强调‘天人之分’,宣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近年有些哲学史著作中以‘天人相分’概括荀子的这一观点。事实上,这样来概括荀子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荀子固然强调天人的区别,但是同时也承认天人的联系。他称人的感官为‘天官’,人的心为‘天君’,以为‘人之性’是‘天之就’。天与人是有分别的,却也有一定的联系。把荀子的观点称为‘天人相分’是不全面的,不足以表达荀子思想的真谛。”[5]张先生对荀子哲学的这种理解同样能带给我们方法学的启示。在强调正确地分析哲学概念和正确地的总括哲学观念的同时,张先生也主张深入地了解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变过程。在张先生看来,对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化过程具有深刻的认识,同样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张先生本来即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较早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史研究,并形成过具体研究成果的哲学史家。“文革”结束不久,张先生即重新提出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史研究的问题,与他从方法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的重要价值的思考与理解不无联系。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张先生还曾以两章的篇幅专门论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整理史料的方法。这种论释,既涉及到“史料的调查鉴别”、“校勘”、“训诂”,也涉及到“史事的考证”与“史料的诠次”。在“史料的调查与鉴别”部分,张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史料的“广泛调查”、 史料的“辨伪与证真”、史料的“辑佚”与“集语”;在史料的“校勘”部分,张先生论析了“校勘的必要”、“校勘的主要方法”、“校勘应注意的问题”;在“训诂”部分张先生论析了“训诂之学”的源流、“训诂的基本原则”、“误训误释举例”;在“史事的考证”部分张先生论析了“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证方法”、“全面考察每一时代不同学派的关系”;在“史料的诠次”部分,张先生论析了“史料的区分与会综”、“厘定史料的次序”以及“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等问题。强调“我们研究哲学史,要通过对史料的考察来探讨哲学思想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求得科学的结论。”[6]在张先生看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以求实的精神获取科学的结论,除了坚持“博览”、“深观”、“谨严”的方法原则,必须具备“历史的观点”。没有历史的观点,混淆古今,即不可能科学地解析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用张先生的语言表达即是“不认识古代思想家所已达到的高度是不对的;对于古代学说加以近代化的解释也是不对的。”[7]历史的观点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应当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从史料整理的角度论释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在一般的中国哲学史方法学研究成果中并不多见。但这种内容,实当为中国哲学史方法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样的内容对于实际的中国哲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思考探索中国哲学史学的学者很多,且形成过丰富的认识成果。但是,张岱年先生是唯一一位在思考、探索中国哲学史学的过程中,形成过系统认识成果的前辈学者。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中所论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不仅对“文革”以后中国哲学史领域在思想理论方面正本清源,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使作为中国哲学史分支学科的中国哲学史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与思想系统,丰富与完善了现代中国中哲学史学科体系。因此,在中国哲学史学方面的探索与认识成果,也应当是张岱年先生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完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曾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三种学术著作。这三种著作分别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学史》。冯友兰在1962年形成的学术工作计划,为什么要包含《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学史》三部书稿的写作任务,他自己没有具体解释。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工作计划,实际上表明了冯友兰先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种思考,以及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种理解。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门类,不应当由单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构成。这个学科也应当包括一些既相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组成部分。或者说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也应当容纳多个分支学科。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系统,是一种集合。构成这个“群体”的分支学科当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基本的组成部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设计,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方法学价值。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一种基本范式与具体的方法学原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与理解,则使得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成更趋完善。而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则是他的另一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作。因为,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既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又为人们开展这种形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方面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于198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著作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样,也是张岱年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张岱年先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时间在1978年至1979 年之间,这部讲稿的整理完成于1980年。到1982年此书出版,前后历时4年之久。张岱年先生自己认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主要内容方面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基本相同,但对具体内容的详略取舍则不无差异。相较较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确有其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首先表现在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理解,以及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思想方法与冯友兰先生有所不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的第一章论释“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认为“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8]冯友兰先生在历史科学的范围之内如此定义史料学,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一般历史科学的史料学,应当有其同,也有其异。换言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都应当有其特殊的范围与内容。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中的这种任务与追求,张岱年先生在方法方面似乎更为自觉。这使得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引言”部分,首先论释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与要求,认定中国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既需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结合”,也需要“观点与材科的统一”。张岱年先生虽然也肯定“‘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是专门研究史料的一门科学。”[9]但并未对一般历史科学中的史料学展开论述,而是由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引伸论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在张岱年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是把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史料都列举出来,分别加以考订,确定其历史年代与史料价值。”[10]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任务的这种理解,使得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没有过多地从方法的角度论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是注重对具体的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论析与考辨。对于有关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整理方法,张岱年先生是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具体论述的。

如前所述,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张岱年先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依靠个人的努力写成过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三种学术著作的学者。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方法,同样在方法的层面上体现了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解。在他看来,就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而言,前者当整体性地论释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其中也涵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后者则应专注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论释考辨。这样的方法意识,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实践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总结与研探的。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对于中国哲学史料的论析与考辨也具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他认定“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于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作为真实史料的价值”,并依据这样的方法意识,将全书篇幅主要用于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调查”与“考察”。而且在“考察”中,尽可能地阐述自己对于一些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的价值的理解。通过这样的“考察”,展现其“考察”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具体方法。譬如,《周易》一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学术界对《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争论很多。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即曾以较大篇幅论释自己对于《周易》“经”、“传”的考察。他主张通过对哲学命题、哲学范畴的考察来确定《周易大传》的成书年代:“我们还可以从哲学命题的立定与否定、基本范畴的提出与运用,来考察《周易大传》的著作年代。《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的‘历物之意’有云:‘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显然,惠子的‘天与地卑’是《系辞传》‘天尊地卑’的反命题。反命题的出现应在正命题之后。又《系辞下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系辞传》提出太极的范畴,以为最高最先的实体;《庄子·大宗师》则宣称道‘在太极之先’,必须先有人提出太极的观念,然后才可能说‘在太极之先’。《系辞传》‘易有太极’一章显然早于《庄子·大宗师》篇。我们可以断言,至少《系辞传》的一些章节,应当早于惠施、庄周。惠、庄是梁惠王时人。如此,《系辞传》若干章节,当写成于梁惠王以前,即写成于战国前期。”[11]张先生对《周易大传》成书年代的这种考订及其结论,在理论上是较有说服力的。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通过对哲学命题、哲学范畴的考察,来确定历史上哲学著作成书年代的方法,实即是逻辑的方法。强调哲学思想发展本身的逻辑,以对历史的尊重为前提。因为,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与历史发展本身应当是一致的。

张岱年先生考察《周易大传》成书年代时,也十分注意历史的方法。他否定李镜池关于《周易大传》中各篇成书年代的观点,即完全以历史事实为据。他说:“李镜池1930年在其所写《易传探源》一文中认为:《彖传》、《象传》,‘其年代当在秦汉间’,《系辞》、《文言》,‘年代当在史迁之后,昭宜之间’;《说卦》、《序卦》与《杂卦》,‘在昭宣后’。我们认为,他的这些结论恐不正确。《系辞传》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已经引用,而说是司马迁之后的作品,这与事实不符。认为《序卦传》是汉宣帝之后的作品,也不合事实,因为《淮南子》中已引用了《序卦》中的话。六十年代,李镜池又把《易传》的年代叫向后推了。他认为‘《彖传》和《象传》的大象,写于秦朝’,小象‘疑出于与叔孙通共定朝仪的鲁诸生之手’,‘《彖》、《象》二传是秦汉间作品。’《系辞》、《文言》是‘从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说’;《说卦》以下三篇,‘约在宣、元之间’。(见《周易探源》)这一说法更不能成立。《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清楚的:‘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汉宣帝时,施、孟、梁丘三家的《周易》都已十二篇,《说卦》以下三篇哪能是出于宣帝以后呢?李镜池的论断未免疑古太勇,陷于主观臆断了。”[12]这种以历史事实本身为据,否定《周易大传》成书年代的主观臆断,论定自己有关《周易大传》成书年代的观点,不仅易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对于初涉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究者的工作极有助益。而且也从一个具体的层面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学术目标与理论追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当以帮助人们了解、确定哲学史史料的真实价值为其主要的。至于从方法的层面论述如何了解历史上何种史料可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史料,似不宜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因为,这样的知识,借助传统的目录版本方面的典籍并不难获取。

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因为,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成果中,除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著作外,还曾先后出现刘建国、萧萐父、商聚德等人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这些著作中都曾论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尤以商聚德 、韩进军合著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自身学科特性的思考最为集中。在商聚德 、韩进军看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建国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萧萐父著《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这些认识成果,不论内容还是方法,与“史料学”的名称皆不甚相符,与作为具体学术门类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因为,史料学既然是“学”,就应该以探讨史料的有关理论为主,而不能仅止于介绍史料。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中,有无必要和可能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规范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建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如何处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理论论释与具体史料的“举要”与“考辨”的关系?这确实是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法学问题。一般说来,史料学作为广义的历史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应当是历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即曾认定史料学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任务是为历史学的研究做准备工作。冯先生也曾认定史料学应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从其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当为一般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人们论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特点时,实际上都以其对作为一般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的史料学的性质、特征的理解为前提。因此,理论层面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或“关于史料的方法论”,与一般史学的史料学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已经成形成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中,“关于史料的方法论”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即是如此。在商聚德 、韩进军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中,“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 与“关于史料的方法论”的内容大体上也在传统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辑佚学的范围之内。就“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而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似乎很难组织起完全有别于一般历史科学中的史料学的架构与内容。

因此,中国哲学史料学研究中的学科定位,应当从实际出发,其学术追求与目标重点似不在关注理论层面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在于具体阐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来源、真伪、价值,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客观依据。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内容,才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区别于一般历史科学的史料学的特殊之处,才能够真正服务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当然,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定位,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建构“关于史料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在已有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成果中,关于史料的方法论部分,对于人们考订中国哲学史史料,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样是有助益的。

但是,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门类,本身即涵括不同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各有其特定的学术目标与学术任务。因此,不论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的探索,还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建设的思考,都必须意识到中国哲学史学科与哲学和史学之间的双重联系与区别。只有具备这样的方法意识与自觉,才会有益于整体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在笔者看来,张岱年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中国哲学史学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理解与处理,都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既是因为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个领域中都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成果,也是因为张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学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方法都有着自己独立地探索与思考。总之,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门类,应当是一个涵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学科群。张岱年先生以自己在数十年间的学术实践与丰硕的学术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个学科群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重视并总结张先生的这种历史贡献,不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拓展与深化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本文是作者提交2014525日在“古典中国哲学的通见、睿智和精义——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



作者简介:田文军,男,1948年生,土家族,湖北鹤峰县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学史方面的研究。


[1] 郭齐勇、欧阳祯人主编:《问道中国哲学》,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3]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63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65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16页。

[7]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17页。

[8]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卷,第295页。

[9]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页。

[10]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4页。

[11]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24页。

[12]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