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中国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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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耕:岱老对周易学说的阐扬和吸取(2014)

发布时间:2015-12-29 11:20 作者:admin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并且创造了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全新的哲学体系。以后又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问题多所创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其整个学术生涯来看,他十分推崇《周易》经传,对《周易》学说多有阐扬和吸取。他曾明确指出:“在先秦典籍中,《易大传》是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书,是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峰。”[1]“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都从《易大传》中吸取思想营养。应该肯定:《易大传》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2]他在《张岱年自传》前,亲笔题写的自律格言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行有恒。”“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言有物而行有恒”均出自《易传》。可见其对《周易》思想推尊之至,体悟之深。现择其要者,略作说明,以与诸位同道共享。

一、《周易》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先生认为,中华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也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的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①刚健有为,②和与中,③崇德利用,④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这四个方面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易传》中已经表现出来了。[3]对此,张先生作了充分的论证和揭示。

先生特别强调,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思想。

《周易·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财成,即加以裁制、调节,使之完成;辅相即加以辅助。《系辞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传》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也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的观点。[4]

汉宋以降,《易传》的天人协调思想溶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第二,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第三,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谐调。总之,中国古代的天人之学,从《易传》的天人协调说到天人合一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它的基本要点在于:以为人在自然界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也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成发展。要而言之,就是比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5]

先生十分推崇《易传》的崇德利用思想。他论证说,春秋时代就有“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之说。正德指端正品德;利用指便利器用,亦即发明与改造各种工具器物;厚生指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易传》对崇德和利用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改善物质生活,是为了提高道德境界;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这种兼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学说,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6]《易传》又以“中”或“中正”为事物的最佳状态,并提出了“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刚健中正”、“时中”等观念,强调最高的和谐与中正之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生以为,“刚健”之说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周易·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努力向上,决不懈怠。刚健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刚健思想还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即《象传》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是顺,能包容万物 ,兼容并蓄。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方面的人,容纳各种不同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各畅其志。这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两者相结合,构成《周易》人生理想的总原则。这种刚健有为的人生总原则,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发,逐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先生实际上是将《周易》视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对整个中国文化具有统领的意义。甚至也可以说,中华文化之精义全在《周易》。

二、《易传》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辩证法思想 

张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易大传》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辩证观点。《易大传》的辩证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最深刻的,对于后来辩证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7]

早在1932年,张先生就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其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一文中,认为中国辩证法的最早的重要代表是老子。在老子之后,发挥辩证观念最丰富最详密的是《易传》。他将《易传》中辩证观念归结为四个要点:第一,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第二,其所以变化在于对立体之相互作用;第三,变化的公式是反与复;第四,变化的历程有骤有渐。关于一切是变化,他在引述了《系辞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等语之后说:“宇宙便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这即是‘易’。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无片刻止息,无霎间停滞,参伍错综,阖辟往来,新的代替旧的,不久新的又为更新的所代替。总之,一切在变化中,一切在‘易’中。”[8]

那么,为什么万事万物总是这样变化呢?也即变化之“所以”何在呢?张先生指出,《易传》即以两种相反的东西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是阴阳所生成的,任何一物皆涵阴阳两种元素,这些阴阳所结合成的万物,又可分为阴阳两大类,这样,内涵对立,外亦有对立,对立者相摩相荡,交互推动,交互排挤,乃引起无穷之变化。《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说,变化起于阴阳即乾坤两端之交互作用。有乾坤即有变易,乾坤如毁,则变易亦无;如无变易,而乾坤也没有了。乾刚坤柔,相荡相摩,而变化无息。要之变化之原因在于对立体之相互作用。

变化的公式又是怎样的呢?《易传》认为一切变化都是一反一复,反复是变的规律。事物发展演进到相当程度,就必定转而为其反面。到相当程度时的状态叫作“穷”。穷故不得不变换。《易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终则有始,天行也。”在一个方向上演变,是不可久的,是要反转的。变化都是反复的,所以《易传》又给“变”下了一个界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变化就是一进一退,一阖一辟。

张先生以为,在《易传》的辩证观念中,变化的公式除了反复之外,尚有“积”或“渐”。《易传》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而乾卦的爻辞,叙述龙的动作,也正是比喻积渐之理的。龙并非一动就“有悔”了,乃是渐渐地经过若干阶段,才成为“亢龙”而“有悔”的。事物的发展,极则必反,即亢必有悔。但并非一动就达到极,乃是经过了若干阶段,然后才达到极,乃至于穷,于是不得不反。此种反复及积渐的原理,在《序卦传》中解说最为详明。

这样,经过张先生条分缕析的阐发,《易传》的辩证法思想就十分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对提高人们的辩证思维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十多年之后,张先生于1979年又写了《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等文,对《易传》的辩证思想进一步加以阐发,揭示其在当时独创性的观念。他认为,在先秦哲学的辩证法中,以《易大传》所讲最为精深,比老子又前进一步。《易大传》提出了三个意义深广的精湛命题:⑴“生生之谓易”。⑵“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⑶“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第一,肯定万物是生生不息的。第二,肯定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第三,肯定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推移是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易大传》探讨变化的原因,指出了变化的根源,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最根本的规律,这都是极其精湛的思想。除此之外,《易大传》也谈到斗争,《文言传》说:“阴疑于阳必战”。如果阴阳二方势均力敌,必相战斗。《易大传》又研讨了刚柔胜负的问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刚胜于柔,于是又提出“知柔知刚”的主张:“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既须知柔,又须知刚。这些思想是对于老子思想的修正,比老子要全面了。[9]

如此不厌其烦地对一部书的观点反复加以论说,在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是不多见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张先生尊崇唯物辩证法的学术宗旨。

三、宇宙大化与兼和思想 

刘鄂培先生曾以“兼和”称谓张岱年哲学的精髓,得到张先生的肯定和赞许[10]。“兼和”概念是张岱年先生一个独特的创造,首见于其《天人简论》的“大化三极”章。而《天人简论》是张先生“四十岁前思想的概略”,是“将个人对于各方面哲学问题的见解作一概括的简述”[11],也就是说,它是对其《天人五论》前四论所作的总结。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大化三极”章实乃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大化”一词,取自《荀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大化即天地变化的大历程。他十年之前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作为“宇宙论”的一篇,分六章论述“大化论”。于此又作为“简述”,明确指出:

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元极者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者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至极者,最高的价值准则。[12]

此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何谓“极”?极乃顶端之义,也即最先最高或最根本之义。以“元极”为“最根本的物质存在”,实与张先生推崇《周易》有关。其论“太极”说:

太极也是表示最高存在的范畴。太是最先最高,极是顶点。太极就是最原始最根本的实体。太极观念最初见于《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学说可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起源论”[13]

其于《中国哲学大纲》中也讲到:《易传》以乾元与坤元为宇宙万物之本根,乾元即阳,坤元即阴。《彖传》云: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乾元为万物所资以始,坤元为万物所资以生。乾元是万物之究竟本始,然仅乾元不能生物,必有坤元,方能生成万物。有乾元坤元,于是生成一切品物。《彖传》以乾坤即阴阳为宇宙之本根,实为一种二元论。至《系辞传》,乃于阴阳之上统以太极,而成为一元论。此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即宇宙变化之大历程。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即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代表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由此看来,“元极”之说,很可能是吸取《易传》“乾元”“坤元”和“太极”说而来。

张先生以“理极”为“最根本的原理”,“最普遍的规律”,即宇宙大化历程的根本原理和普遍规律。他说:

最根本普遍规律曰两一,即对立而统一。凡事凡物,莫非两一。物莫不两,两莫不一。凡物皆有其两,凡两皆有其一。《易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对立而统一。[14]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张先生最重视“两一”这对范畴或“两一”学说。他认为:

中国哲学大化论之最主要部分,尤在于反复两一学说……反复两一是事物之本来的理则。

中国哲学中的宇宙大化论之主要贡献,在其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学说。[15]

“两一”概念,取自张载,但“他的这项学说,从思想来源讲,是继承《易传》的”[16]。其《人与世界》和《中国哲学大纲》“大化论”篇,都专门辟出一章论述“两一”学说。张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中,与反复密切相关者,有两一的观念。两者对待,亦即对立;一者合一,亦即统一。两一即对待合一,亦即对立统一。两一的观念,在《易》爻辞已开其端,到《老子》乃发阐之甚详。但《老子》尚未以对待合一解说变化,至《易传》乃以对待合一为变化反复之所以,认为所以有变化而变化所以是反复的,乃在于对待之相推。凡对待皆有其合 ,凡一体必包含对待;对待者相摩相荡,相反相求,于是引起变化。《易传》言之极精,然尚未立定概括的名称。到宋时,张子乃创立“两”与“一”的名词。[17]但张载所讲的比《易传》所说详细明确多了。所以,他又认为,两一学说,到《易传》可以说很成熟了,而大成于张载。从这些论述来看,张先生的“理极”说,是吸取《易传》两一学说而来的。更何况《天人简论》直接引述《易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来阐发“对立而统一”的最普遍规律。这是张先生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深刻理解与重大发展。

张先生以“至极”为最高的价值准则,认为: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亦即富有之谓。……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18]

此引《易传》“富有”、“日新”之说,论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表明此说即源自《易传》。其实,“兼和”一词,也可能是对《易传》思想的综合创造而来。“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事物都兼有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这是两一学说的应有之义。和即和谐,在《周易》中,将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以“保合太和”、“天下和平”为最高的价值理想。张先生《天人五论》之三的《事理论》第七章,又专论“两一与反复”,其中讲“乖违与和谐”:对立之相互冲突谓之乖违,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谓之和谐,亦简称曰和。事物变化之流,一乖一和。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乖违为旧事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事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并在《品德论》中将人生之道概括为:“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以此为人生和谐、圆满的道德理想境界。在如此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张先生“以兼和易中庸”思想的理论创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中华民族精神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文化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充满热情,倾注了毕生心血。我以为,张先生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有两个:一是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二是积极倡导“中华民族精神”。这在198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何谓民族精神?张先生认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一个延续发展了五千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导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中华精神”即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

那么,究竟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精神”呢?张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易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因而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这些名言影响广远。广大的劳动人民也具有发愤图强的传统,与《易传》的名言也不无联系。

张先生强调,“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拚搏的精神,表现一种生命力,不向恶劣环境屈服。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抗争、直到胜利。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又提出“天爵”、“良贵”之说,认为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价值即在于道德自觉性。孟子更宣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古代儒家强调培养这种伟大人格,这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树立了激励人心的榜样。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分了和与同,他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这所谓“和”,即包容不同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义,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绝对不相容。佛教产生于印度,却不为婆罗门教所容。结果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了。而在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这对于推动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易传》中的这两句名言,在中华文化史上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19]

五、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是张岱年先生的为学之道,更是其立身之道。“修辞立其诚”一语,出自《周易·文言传》。冯友兰先生曾以此赞赏张先生的治学之道。其于《张岱年文集·序》中说:“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20]也就是说,张岱年先生道德、文章一以贯之,以诚为本。

张先生十分重视对“诚”的阐发和提倡。其《中国哲学大纲》就有专章论“诚”,认为“诚”是《中庸》的最重要的中心观念,《中庸》以诚为人生之最高境界,人道之第一原则。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诚而已。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伪而无其实,诚则众德圆满。诚本是一种合内外之道,而亦可说是一种合天人之道。诚是天道,人如能诚,即与天合一了。也就是说,“诚”乃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据此,其于《天人简论》中拟定当今时代需要的新道德,其中之一即为“信诚”:言如其实谓之信,言行一致谓之诚。他更明确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21],“求真之诚,为哲学工夫之基础”,“如无求真之诚,纵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22]

张先生还专门撰写了《修辞立其诚》一文,论述其中的深刻义蕴。他指出,“立其诚”即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立其诚”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这种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他明确地告诉世人,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更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也是他平生服膺的格言之一。

张岱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就是倡导和践行“诚”的一生。他满怀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治学立言“立其诚”,立身为人更是“直道而行”,“立其诚”。他一生,至诚无妄,自强不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永久景仰并不断发扬光大的。

 

(本文是作者提交2014525日在“古典中国哲学的通见、睿智和精义——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

 



[1]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张岱年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2]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3]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4]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25页。

[5]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5154页。

[6]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24页。

[7]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228页。

[8] 张岱年:《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9] 张岱年:《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303页。

[10] 刘鄂培:《岱宗青长在,光华耀千秋》,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页。

[11] 张岱年:《天人简论》附记,《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5页。

[12] 张岱年:《天人简论》,《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0页。

[13] 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8889页。

[14] 张岱年:《天人简论》,《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0页。

[1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2193页。

[16] 张岱年:《张载—— 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57页。

[17]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39140页。

[18]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0页。

[19] 以上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张岱年全集》第6,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 冯友兰:《张岱年文集》序,《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2页。

[21] 张岱年:《人生与世界》,《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58页。

[22] 张岱年:《哲学思维论》,《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