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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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2014)

发布时间:2015-12-29 11:00 作者:admin


19364月,中国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两天时间里,共有十八位学者宣读论文,其中包括胡适、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汪奠基、朱光潜、邓以蛰、马叙伦、周叔迦等著名哲学家。时年27岁的张岱年先生也出席了这届年会,他提交的论文是《生活理想之四原则》。

聿飞在《第二届中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判》一文中说:“在现代哲学上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存在与思维’的问题。……如果本此标准而分析大会中各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立场,大半是主张唯心论的。在大会的十八篇论文中,以及两天讨论的时间里,我只看见一篇,也就是一位新唯物论的主张者——张季同先生的论文。” “张先生是一位少壮哲学家,我认为是中国哲学会中特殊的一位。他的思想之出发点,不同于哲学会中任何一位哲学家。所以在大家讨论他的论文时,很表现出一些质问,可是他和他们的问答,简直像牛头不对马嘴。他很口吃,不能用爽利的言语和人们辩论,然而他的态度是对的。他的思想是新颖的,时代的,在这次年会中,他很给年会添了些生气。”[1]

纪实和评论文章作者“聿飞”即张聿飞,山西榆次人,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和任教。他比张岱年先生还要年长五岁。

张岱年所讲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具体是指:(一)理生合一,(二)与群合一,(三)义命合一,(四)动的天人合一。在人生哲学上,他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思想,同时又克服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弊端,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一个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生理想的新纲领。比如理生合一,“理”是指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生”就是人的物质生命、现实生活。历史上许多儒家学者“重理而轻生”,做事只问“理”应该不应该,而不管生活的实际,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是典型的“重理轻生”思想。张先生站在唯物论立场,指出道德观念之“理”是离不开人的物质生命和现实生活的;同时又按照辩证法的精神,指出“生”也必须受“理”制约,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正是由于遵循“理”的规范,才能得到生活的充实和圆满。另外三个原则也是一样,都是对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张先生认为,以前的哲学家喜欢讲“与天为一”为人生最高境界,其实这种境界对于人群、对于社会并无补益。我们不必讲与天为一,而应该讲与群为一,并且实践与群为一。“与群为一”就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为一体。“义命合一”是借用张载的成语,来说明理想的当然(义)与现实的必然(命)的对立统一,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动的天人合一”是相对于静的天人合一,即“与天为一”的神秘境界而言的,强调要以行动、实践来改造自然,而又不毁伤自然,以达到天人之谐调,戡天与乐天的统一。

在此之前,张先生还写过一篇《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1934,主要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哲学思想,包括对人的本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道德的本质、改善民生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指出马恩的人生哲学实质上是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社会主义的人生哲学,是社会的、革命的、实践的人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张先生提出的生活理想四原则,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际,提倡能够鼓舞人的精神、坚定人的意志、使人面对逆境而无所畏惧的伟大人生理想。这种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人生哲学思想,在旧哲学阵营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在哲学年会上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但是它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的欢迎,张聿飞积极评价它是新颖的、有生气的,也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和进步青年的看法。从这届哲学年会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哲学家们在哲学理论立场上的鲜明分歧和对立。 

青年张岱年与当时的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为什么理论立场差异那么大呢?这是由于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已经明确坚定地接受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深信它的真理性。张申府先生的影响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他通过学习、思考和比较研究后的自主选择。张岱年在北师大上学期间(19281933),很少去听课,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学,那时他就读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著作,并且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哲学名著。经过比较,特别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以及超人哲学等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符合实际,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最有价值的哲学,最可信持的哲学,真诚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和基本观点。这种理论立场与他一直倾向于肯定客观世界实在性的观点亦深为契合。他虽然不相信将来的哲学可以定于一尊,但认为将来的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者中心,他确信这个重心或中心就是辩证唯物论。30年代他写了《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章,系统介绍这种新哲学的基本观点。

青年张岱年在哲学年会上与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理论立场不同,评论者张聿飞实际上肯定他在旧哲学阵营中是“一枝独秀”。应该说,张先生的新唯物论思想,在本质上是属于新哲学阵营的。但是当时的新哲学阵营,情况也相当复杂。在一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以张申府、张岱年为代表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并不是正宗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书斋里的哲学,无益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看不上这种哲学并且对它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二张主张中、西、马“三流合一”,特别是主张吸收罗素一派的逻辑分析方法,不仅有折中主义之嫌,甚至被批评为向唯心主义妥协。比如陈伯达在《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论与罗素的实在论、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他批评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衷主义的企图,而且实质上只能是一种唯心论的翻版”[2]。《读书生活》1935年第2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的文章,从张岱年的回应文章《关于文化与哲学》[3]来看,他是答复柳湜的。这篇文章批评张岱年(季同)夸大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新唯物论哲学的一般性,他说你讲新哲学是“唯物的、对理的”是对的,“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他批评张岱年“明明是在半空中说话,没有实践的基础”,实际上是把哲学变成了“会客室内的谈玄”。张岱年的回应也不含糊,指出这种批评完全是误解,是“完全不看实际情形只凭主观臆断的错误批评”,只不过是柳君“头脑中的产物”而已。

在新哲学阵营中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我们应该从这些分歧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张岱年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一种既不“盲信”也不“盲诽”的科学理性态度。在他看来,“对于任何学说,任何理论,任何见解,都不应盲信,更不应盲诽。要客观地细察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再客观地加以估价”[4]。批评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对于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这样。他说,只要有求真理之诚心,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胜过其它各派学说的地方;另一方面,现代其它各派哲学也不是一派胡言,皆无所见,就是古代哲学,无论西洋的和中国的,也不能完全排弃。他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同时吸纳、综合中国哲学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建立一种适合现在中国需要的新综合哲学。为什么把新唯物论哲学现成地拿过来还不行呢?因为在他看来,“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其注重(逻辑)分析,不充分乃更甚”[5]。也就是说,新唯物论哲学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补充、发展和完善,中国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正好可以作为其不足或不充分之补充。

30年代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但在当时能像张岱年先生这样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人还是不多的。张先生曾具体分析说: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可分三种:一是墨守的态度,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三是修正的态度。他对这三种态度都不赞成,明确提出:“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讨论之。”[6]这就是一种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谈到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学习、吸收现代各派哲学中有价值的合理内容,反对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态度。他注意到,当时一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7],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没有任何不足之处,不需要补充、发展和完善的绝对真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排斥,这样就堵塞了吸收各派哲学之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当时他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但对思想舆论环境中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已深有感触,所以明知人微言轻也要负责任地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

在旧哲学阵营,张先生的新唯物论哲学不受欢迎;在新哲学阵营,他也受到正统派的误解。另外还受到托派叶青等人的攻击。但是青年张岱年有自己的哲学主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所以不受这些批评影响,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他不但有追求真理之热诚,而且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青年张岱年非常难得地表现出了一个战斗的唯物论者的姿态,这可能并非他之所愿,但是为了坚持真理,他不得不回应各种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科学真理,它是否符合实际、最可信取、最有价值的问题上,他同一切有意诽谤和“盲诽”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者、托派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新唯物论哲学是否有不足之处,要不要用批评的精神和分析的态度来对待它,要不要用其它各派哲学之优长来补充、发展、完善它,以及在是否承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一无所见,不能完全排斥,而应“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摈除,且吸纳且扫荡”[8]的问题上,他同新哲学阵营内部的一些“盲信”和“墨守”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有明显的认识分歧,不得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这说明青年张岱年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思辨、不关心现实思想斗争的人。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前辈哲学家潜心研究和著述,创造了几个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力图对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所帮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青年张岱年对他们的学识和创造精神十分钦佩,但是不能认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比如在《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文章中,就批评了“物缘心而有”、“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也批评了冯友兰“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时空而有”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试图效仿前辈,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也系统地表达出来,于是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9]这里阐明了这种新哲学的性质和建构原则,所谓“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就是一种吸收了中国哲学中的人生理想学说之精华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的辩证唯物论哲学。

这种新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之学讲的,“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10],故其名称可以叫做“天人新论”。实即辩证唯物论的天人之学,或辩证唯物论的天人关系论。在张先生看来,“哲学是研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1]。研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在中国哲学,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它的任务是要论明“天道”、“人道”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知天”、“知人”即认识“天人之道”的方法。张先生为写作“天人新论”制定了一个大体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几部分,力图对天人之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作出辩证唯物论的解决和回答。因为在他看来,“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新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注重历程与等级。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基本观点是实践,注重知识之实践的基础,及外界为知识之源泉,更进而阐明知识之社会性历史性,由以解决感觉经验与概念知识之对立,以及真知之相对与绝对。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之根本见地在认识人之社会性,又注重人与环境、自由与规律之对理,而最注重者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12]。他的“天人新论”正是顺着新唯物论的基本路向而更有所扩充。所谓“扩充”是指“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3]。同年稍后,他又在《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哲学札记中,对这种新哲学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展开,其要点是:在宇宙观,他强调“生生两一,一本多极”;在人生观,他主张“克服矛盾,与群为一”;在知识论,他注重“物为知基,由感而思”。张先生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实际上雏形已现。

按照自己的哲学思路,青年张岱年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以问题和范畴为纲,对中国传统天人之学的主要内容、理论系统和发展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就是他写的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该书可以说是“天人新论”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溯源部分。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写出《哲学思维论》、《事理论》《知实论》、《品德论》等书稿,试图对“天人新论”各部分的内容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和作精密的哲理论证,合之即可体现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全貌。可惜因“厥后生活日益窘迫,运思维艰,竟尔辍笔”[14],未能全部完成。1948年他在《天人简论》中概述了这一新哲学体系的十个要点,使我们对“天人新论”之全貌仍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上述两工作,一史一论,纵横交织,互相贯通,互相发明,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史”的研究增加了“论”的历史厚度,“论”的研究增加了“史”的理论深度,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充分显示了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也确立了他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的地位。

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精研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力图结合中国现时代的需要,创建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不仅是张岱年在青年时代的哲学追求,而且也是他牵挂终生的事业。解放后他没有条件继续做这一工作,只能将其“存而不论”,但并不等于他已放弃这一事业,或对其方向、意义、价值有所动摇和怀疑,他在晚年还有撰写《自然与人》一书的计划,就说明他始终没有忘情于“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创构。

我们先来看《中国哲学大纲》一书。

这本书从1935年初开始撰写,到19367月完成初稿,大约用了一年半时间。他在19364月写成、5月发表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与该书的写作时间正好重合,可见“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构想,也是他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指导思想;这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述,实际上正是《大纲》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张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正统思想并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但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一个唯物论的思想传统,从先秦的惠施、荀子和《易传》,到汉代的王充,再到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船山、颜元、李塨、戴震等人的唯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将宋明理学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系的思想,就是张岱年先生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气学”或者说“唯气论”就是一种唯物论。他特别强调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发展的趋向是以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唯物论为主潮,明确提出:“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15]

其次,他指出,唯物论虽然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对理”即辩证法的思想却颇丰富。在宇宙论第二篇“大化论”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哲学关于变与常、反复、两一、神化、始终、有无、坚白、同异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大多数中国哲学家都肯定“变易”是普遍的事实,变易的基本规律是“反复”,变易的根源在于“两一”。他还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辩证法思想与唯物论传统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既讲唯物,又讲‘对理’的哲学家,在古代是惠施和《易传》,在宋代是张子,在清代是王船山。附会地说,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对理唯物论的传统”[16]

第三,张先生还注意到,唯物论虽然不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但中国哲学中有一些根本倾向,却“颇合唯物义”。比如在宇宙论,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是不将现象与实在分为二事,肯定现象即实在,实在即现象,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现象背后之实在的观念。在知识论,中国哲学除了陆王一派认为存在依附于心外,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外界的实在性,并且承认外界是可知的。中国哲学最注重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打成一片,因而在本质上是主张知行合一的。在人生论,中国哲学不喜欢讲出世的理想,而注重不离日常生活的宏大而平实的生活准则,认为最高境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至理。这些基本倾向都是符合唯物论精神的。

上述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倾向,大都是该书“结论”中所肯定的中国哲学中之活的、历久常新的东西,是中国哲学的精华部分,对于建构中国的新哲学来说,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思想资源。

在张岱年看来,解析是治哲学的基本工夫,在各种方法中是最根本、最基础的方法,“解析法之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17]。逻辑分析方法在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分析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之厘清和准确界说上。由于中国哲学有“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向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特点,因此学习、借鉴、引进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概念、命题、论证程序、经验要素进行严密的分析、梳理和澄清,就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要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把哲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和综合,并且通过对各种思想学说发展源流的考察,揭示其固有的条理系统和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把握中国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其次要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涵义作精密的解析,分清其本义、引伸义和多种涵义,同时注意对中西哲学范畴进行比较研究。比如该书中分清了中国哲学的“本根”、“本体”概念,同西方哲学中与现象相对,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本体”概念之界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考察中,还要注意其涵义的发展演变,对立者之互转,概念意谓之变迁与转移,分解与融合,也就是说,要把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结合起来。一个20多岁的青年学者,对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能够把它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开创出“问题解析体”这样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写作范式,写出如此成功的典范之作,这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人生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先生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哲学为最丰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中国人生哲学的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点。张先生关于创建中国新哲学的构想,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要兼取中国哲学中重视人的精神理想的思想,希望用伟大的理想来指导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正如他在《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所指出的,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就必须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有扬有弃,批判继承,创造新的人生理想原则。《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对中国人生哲学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比如在人生理想论部分,就分别论述了仁说、兼爱说、无为说、有为说、诚说、与天为一说、与理为一说、明心说、践形说的主要内容和利弊得失,而高度评价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启导一种活泼充实的生活”的践形说,为中国的新人生哲学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

 

在写完《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后,青年张岱年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从《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19364月)到《人与世界》札记19369月),到抗日战争时期陆续写成《哲学思维论》1942年)、《事理论》1942年)、《知实论》1943年)、《品德论》1944年)四种书稿,再到解放前夕写的《天人简论》1948年),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哲学思维论》可以说是“天人新论”的导论,主要讲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首先认为哲学是根本问题之学,是研究宇宙的根本原理、人生的根本准则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的学问。在各种类型的哲学中,肯定物本论(唯物论)最为正确。其次认为演绎法、归纳法和辩证法是三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它们各有适用范围,互相并不冲突。着重介绍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及其推衍与运用,同时说明辩证法并非绝对不容形式逻辑,认为“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而好谈辩证法者则非薄形式逻辑,实皆蔽于一曲之见”[18]。此外对体验、解析、会通等哲学方法也有所论述。

“天人新论”的“天论”部分,只写出了《事理论》一书。该书讨论了事物与规律、共相以及有关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宇宙观,对实有、事物与时空、延续与变化、关系与关联、理与性、可能与必然、两一与反复、事理之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论述。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物统事理,事、理、物俱为实有,在事与理孰为根本的问题上,明确表示赞同王船山“道在器中”和李恕谷“理在事中”的观点,反对程朱的“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说。

先生在《天人简论》等论著中,还阐述了“天人本至”论,“一本多极、物源心流”论,“永恒两一”论,“大化三极”论,都应该是属于“天论”部分的内容。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往往认为宇宙的本原就是人生的最高道德标准,他则认为是二非一,应该分别“本”、“至”。他在《论外界的实在》、《人与世界》、《知实论》中都批评了“物缘心而有”、“离识无境”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坚持唯物主义的“物源心流”、“物体心用”论。“永恒两一”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对中国的辩证法有系统的论述;“大化三极”论则以“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为“至极”,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提出了“以兼和易中庸”的新命题。

“天人新论”的“人论”部分,只写出了简略的《品德论》一篇四章。该篇专论道德理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兼重“生”与“义”、既强调生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的人生观,提出了“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等重要命题。充生以达理的实际内容是“增健而为公”,强调“公”是适应社会人群生活需要的最基本的道德。

人生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接着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讲的“天人新论”中的“人论”部分,内容自然也十分丰富,远不是一篇简略的《品德论》所能涵括和尽其义的。比如《生活理想中之四原则》、《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人与世界》都讲到了“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等原则,自然应该是新“人论”的重要内容。又如《天人简论》中讲的“人群三事”,在《左传》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的基础上,又补充提出了“御天”、“革制”、“化性”三事;在“拟议新德”中提出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六达德”,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六基德”,都丰富了新“人论”的内容。《中国哲学大纲》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只讲人生观而不讲“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历史观,“天人新论”的“人论”部分,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和“文化要素”的论述中,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偏蔽,不只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增加了一些社会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

“天人新论”的“知论”部分,原计划写“致知论”和“真知论”,实际上只写出了“致知论”的第一部分论知觉与外界的关系,名之为《知实论》。第二部分论感觉经验与概念思维的关系和“真知论”都没有写出来。《知实论》通过对感觉内容如感相、感相关系、感景、感征、感境等的深入分析,来确定主体(能知、心与感官)与客体(所知、原给、外在世界)的关系,论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有力地回应了否定或怀疑外界实在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有人认为外界实在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张岱年认为也是可以从理论上证明的。关于感觉经验与概念思维的关系,可参见《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感与思之两一”,《人与世界》论“知之渊源”、“知之过程”和“概念的知识”。《天人简论》中用“知通内外”命题概括地说明了上述两个部分即“致知论”的内容。“天人新论”中的“真知论”,可参见《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真知之变与常”,《人与世界》论“真知”、“实证与实践”,《天人简论》论“真知三表”,涉及什么是真知(真理)、检验真知的标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等问题。

产生于国难中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虽然未能以一部完整的理论巨著的形式面世,但是其基本观点都已分别亮明,其整个理论规模也已大体呈现出来。如果考虑到它是接着中国传统天人之学讲的这个重要特点,注意到其各个部分的理论溯源都可以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找到相应的内容,那么人们对这个创新哲学体系的来龙去脉并不会感到十分陌生,在思想理路上也是不难契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张岱年先生正值不惑之年,此前都是他的青年时代。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张岱年选择了学术救国的道路。19341月,25岁的张岱年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他积极奋发、刚毅宏大的创造精神,而要在哲学上有新的创造,就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本民族思想源流和文化精神有深刻的了解,以开阔的心胸将中西哲学精华熔为一炉,走综合创造、创新的道路。

张岱年自幼形成了勤学苦读、好为深沉之思的习惯,从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而是广泛地阅读了古今中外哲学和文史名著,其知识结构和理论根底远非一般同龄青年可比。他所处的人文环境也得天独厚。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一时,班主任汪震先生就开过“中国哲学史”课程,引发了他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趣。其长兄、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先生是他广泛阅读中、西、马哲学经典名著的直接引路人,在理论方向上对他有重要影响。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诸先生都曾给予他指导和帮助,他有机会直接与大师交流对话。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因缘际会,促成了青年张岱年思想上的“早熟”,在一般人还刚步入社会、求索人生道路的年龄,他就已经有深厚的哲学造诣,有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写出了开创性且具有典范性的中国哲学“通论”巨著,有志于创造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体大思精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确实可称凤毛麟角。张申府在他24岁时发表的《论外界的实在》一文后面特加赞评,认为此篇“析事论理,精阔绝伦”,“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孙道昇在1935年发表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就把张岱年视为中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与张申府同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一派的主要代表。曹聚仁读了《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后,在不知作者为何人的情况下评论说:“宇同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之下。”这些都说明青年张岱年的学术造诣和思想水平已可比肩于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并以把握了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成为时代精神的领跑者,以至到了21世纪,学界还认为:“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20]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想讲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哲学家在青年时代所形成的真诚的理论信仰非常重要。他不是“盲信”,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而是怀着一颗求真理的诚心,在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哲学名著和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自由的思考和选择,而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是时代的真理和良心。这种自主的哲学选择,内在的哲学信念,就成为了他的“生命的学问”,成为他立身行世、观察处理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决不会因为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而轻易改变。这就是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青年张岱年正是由于早就形成了自己明确坚定的理论信仰,才能在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炯异于其他学院派哲学家而“一枝独秀”,他才有可能写出煌煌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和成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开创者,从而确立了他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一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在青年时代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常重要,这样他的实干和创造精神才能发挥出正能量。青年张岱年及其一生的学术道路,给了我们十分深刻的启示。

 

(本文是作者2014525日在“古典中国哲学的通见、睿智和精义——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论文)



[1] 聿飞:《第二届中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判》,《现代评论》第1卷第16期、第18期,19365月、6月。

[2] 陈伯达:《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第32页。

[3] 张岱年:《关于文化与哲学》,《北平晨报》,19361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