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生平研究

生平研究

张尊超:纪念父亲张岱年(2014)

发布时间:2015-12-29 10:58 作者:admin


今年正值父亲张岱年逝世10周年,我想从家人的角度来谈谈父亲。

父亲多次对我说过:“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他这里说的是“解析的唯物论”,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1],他也曾经称之为“批评的唯物论”。在1947年《〈哲学与文化〉自序》(本文未查到发表处,未收入文集和全集)中,他对此有严谨的说明:“近十年内,我的思想并无大变,始终信持唯物论。不过,近数年来,却亦深切感到理性主义之重要。尤其在今日法西斯主义猖狂一时的世界中,发扬理性是必需的。最近于真理而有时代意义的哲学,将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或强调理性作用的唯物论。更以为哲学实以澈底的批评为能事,因而愿将自己的思想称为新批评哲学,亦可名为唯物的批评哲学。”

我想他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渊源,要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

我讲两个小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讲到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讲得简单抽象,我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回家来仔细问我爸,他竟然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我说:你说的这些太多了,能不能写出来让我慢慢看慢慢消化?我爸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手写出一本深入浅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给我看。我仔细看后,又问他不少问题,他在回答的过程中,旁征博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著作,不用查书,出口成章。有的时候我问:“恩格斯哪篇文章说的这话?”他脱口而出那句话在哪本书第几页。当时让我十分吃惊。我问他:你怎么这么熟啊?简直倒背如流了。我说,我听你跟平常跟客人谈的都是孔子、孟子、庄子、荀子,你不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吗?他说年轻的时候看过包括辩证唯物论在内的大量中外哲学书籍,他说:“你不知道我当时下了多大的功夫。”他看中译本,不满意,就通读原著。他说只有看原著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层含义。我问他:“你哪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呀?”他说老师讲的不好他就不上课了,到图书馆看书。至今在家里还保留着他年轻时读的原著,上面写满了批语,划上了重点,还有许多读书笔记,都是用英文写的。他看的书真不少,包括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维特根斯坦,还读康德、尼采、欧根、斯宾诺莎……,而且对每本书都有评论。其中有一些书籍和读书笔记在上次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的展览上曾经展出过。

另外还有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父亲在十九岁时曾写过一本《冲突论》。我现在引两句:“世事相互为冲突,而各事自身中亦有冲突,故各事皆有矛盾性。”“世事不可离冲突,离冲突则将消失。”“然世界于冲突外,亦有谐和。”1935年,父亲又补记:“以上冲突论十七条……固多稚陋,而亦常有与名哲闇合之说,……当时对于黑格尔马克思之辩证法尚无所知,曾向一同学友言,余将来必建立一冲突论哲学,孰知已无庸由我建立矣。” 父亲所谓 “冲突”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冲突论》的时候,可以说很吃惊,他才19岁,就有这么深刻的思想。

我想说的是,父亲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对人类思想成果的深入研究之上,更是因为与自己的所思、所得深度契合。

正是这样的思想立场和方法,使父亲一生致力于综合创新。

有篇他十七岁时写的文章:“先王之法,不惟在后世不可用,在当时亦未必尽当也;……”“不能怀疑,则必不能得真。”“崇拜圣哲学圣哲,非当完全服从圣哲,……他有创造的贡献,我亦要有创造的贡献。”“一个人不可作一古人凭以借尸还魂之人。”

从骨子里说,他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人。这也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综合创新思想的原动力之一。

他第一次正式和我谈起他的综合创新思想,大约是1969年末,我从外地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提醒我:要注意有创造,要综合创新。文化的发展要综合创新,哲学的发展也要综合创新;你走到工作岗位上,在工作中也应该注意综合创新。他以一种哲学的宏观思维谈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学无线电的,当时的计算机有好几间房屋大,父亲说:将来计算机会发展到可以装进提包里。我说:“你这是天方夜谭。”而如今,这个天方夜谭已经成为现实。他还讲了他的综合创新学说的理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意义,但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很好理解。

后来我读父亲的著作,才对我父亲的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已提出综合创新,当时说的是“综合创造”。

三十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中国文化论争。而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化综合创造论”。19331935年间,他写了多篇文章来论述:“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毁灭;如果妄自菲薄,……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2]“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3]他又特别强调综合:“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容出现。[4]“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5]

这虽然是三十年代所写,即使今天回首,他当时强调的必须用辩证的、解析的方法来分析文化,指出的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6]仍然具有真知性。

半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过两次文化讨论。我父亲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这时候我已经调回北京,他也常和我谈文化综合创新问题。这时因为大家都很忙,不像上次能用整块的时间和我谈,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有空聊几句。他对我说:中华民族是有创造性的,一个民族没有创造性,这个民族就完了。中西文化,不能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综合不是拼盘,更不是大杂烩。他特别强调:既要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贡献,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父亲说到“全盘西化是断送中国前途的主张,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世界历史”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是在呐喊,我妈赶紧来劝他。

后来当综合创新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他由衷地高兴。19998月《求是》杂志编辑来访,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影响很大,我爸听了非常高兴,说“终于不枉费心力了”。我回到家,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此事,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父亲不但提出综合创新的理论,他一生 身体力行综合创新。

他在1932年写道:

“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的。”“我实在不能受任何前人的限制。前人所发现的真理,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应用而有效的方法,我可尽量采用。我却不能只作前人学说之阐释者或修正者。…… 哲学的工作,离不开创发。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实在,不是面对典籍。”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为一”的新哲学体系基本形成。他说,哲学理论问题,有西方的表达方式,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也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如理气、心物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中国的表达方式。

后来,他将自己的哲学基本观点 概括为十大命题:

1)物我同实:主体和客体都是实在的;

2)物统事理:个体的物都是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过程,理在事中;

3)一本多级:物质是生命与心灵的本原,物质演化而有生命与心灵;

4)物体心用:物心关系是体用关系,心灵是身体所具有的作用;

5)思成于积:思维所运用的概念范畴是长期历史积累而成的;

6)真知三表:真知的标准有三个层次;

7)充生达理:人生之道在于充实生命力以达到合理的境界;

8)本至有辨:宇宙本源与道德理想属于不同的层次;

9)群己一体:社会与个人是统一而不可别离的;

10)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他的哲学理论,有一些独抒己见的观点,是他的创新:

1、分别本至,提出本至之辨;

2、提出“物统事理”的命题,以“事”、“理”、“物”为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

3、肯定了和谐的重要意义;

4、提出充生达理、胜乖达和的人生理想;

5、以“与群为一”为道德的最高准则;

6、主张以“兼和”易“中庸”。

他自己说: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这些观点,总起来看,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7]

《中国哲学大纲》更是他“空所依旁探求新哲学之路”的“创发”,是哲学创新精神的实践。他曾说:“当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主要还是对代表人物、学派的分类、分期的叙述性研究,真正旨在清理并重构这个传统哲学体系,特别是以问题和范畴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要弥补这项缺憾,成为我撰作此书的最初动机。[8]这部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对于父亲,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教条,而是服务于社会、人生的。1934年,他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必要有一种勇猛刚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9]1936年,他说:“中国……此时……实在也需要一个堪作中心思想的哲学,以为伟大的实践之指导。”直到耄耋之年,他写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他还以老迈之躯写文章、做讲演,不遗余力地高调倡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他还有志于写出一本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专著。1997616日,他开始写作《自然与人》,用辩证的观点重新论述天人关系,可惜最终未能完成。

我想,现在国家正面临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综合创新的理论,将会给中国给民族提出重要的发展思路。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将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对现在还是对将来,特别是将来。

 

(本文是作者2014525日在“古典中国哲学的通见、睿智和精义——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论文)



[1] 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 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4页。

[3]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6页。

[4] 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57页。

[5] 张岱年:《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9页。

[6]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0页。

[7] 张岱年:《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11页。

[8] 张岱年口述,林在勇笔录整理:《张岱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9] 张岱年:《中国思想源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