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学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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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创造的综合——读《张岱年文集》第一卷(1990)

发布时间:2015-12-28 08:33 作者:admin

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辑的《张岱年文集》第一卷已经问世,其他各卷也将陆续出版。这部文集为学术界研究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我以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生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在研究了30年代最新哲学思潮(新实在论、逻辑分析哲学和新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新的综合。这个综合简单说来是“罗素、列宁、孔子的三流合一”,即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逻辑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人生理想,以形成一个具有解析形式、理想性格的新唯物论哲学。30年代初,张先生即认为辩证唯物论(当时又称新唯物论)“实为现代最可注意之哲学”,“为现代最可信取的哲学”。他把新唯物论的主要哲学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归结为三个基本点:1.存在即发展历程;2.此历程之根本规律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法则;3.一本多级,宇宙以物为本,而依其演化而有物质,生命,心知之不同级,宇宙有其普遍规律,各级亦有其特殊规律。他认为辩证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主要区别在于,辩证唯物论舍弃了旧唯物论的本体观念,并把对宇宙的机械理解变为辩证理解。根据这些认识,张先生在30年代撰写了大量关于新唯物论特别是辩证法思想研究的文章。叶青当时曾恶狠狠地攻击说“现在张申府张季同张口闭口辩证唯物论”,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张先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社会影响。由于张先生并不是通过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途径,而是为寻求哲学的真理而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使得他在30年代宣传新唯物论的工作更显得有特点。50余年来,张先生始终坚持阐扬辩证法与唯物论,体现了探求真理而不与世沉浮的品格。由于张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素养,所以他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说能够自如地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的某些范畴和形式。如以“一本多级”概括新唯物论关于宇宙的统一性与差别性的思想,以“变中有常”说明新唯物论的理则说,以“易”表征新唯物论的宇宙即历程的观念,用“知行合一”阐发新唯物论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以及把新唯物论重视认识能动性的思想表述为所知者“不惟是给,亦且是取”、“不惟发见,亦有造作”,以及思维的辩证法“连一切见,去一切蔽”等,使人感到亲切有味。

先生认为,从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来看,新唯物论异于新实在论把宇宙看成一堆散乱之物,又异于怀特海的宇宙有机体说,更与机械唯物论的宇宙大机械说不同,但又“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如其言宇宙为一发展大流,能容纳柏格森哲学之长,言一本而多级能容纳鲁意摩根等突发进化论之长,言实践能容纳实用主义之长”,故新唯物论乃是“最伟大的哲学”。张先生认为,30年代的新唯物论,就形态来说尚不完备,“涵义则丰,形式则粗”,即若干概念缺少明晰的界说,若干原则缺少精密的论证。如讲辩证法的内容每析为数条,但往往“此条以方法言,而彼条以规律言”,因此当时的新唯物论在形式上有严重缺陷。要弥补这些概念不精确、逻辑结构不严密甚至内容不完整的缺陷,使新唯物论发展为完备、精密的理论形态,张先生认为“必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其中重要一环是吸收罗素一派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加强概念的解析与逻辑的论证。张先生认为,早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全部否定,不合扬弃原则。马赫主义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其中也有与新唯物论相成者,而“马赫主义更进之发展,即罗素与维也纳派哲学,尤充满胜义”,“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所最缺者实为解析方法”。

在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唯物主义所受的最大责难是缺乏理想。的确,旧唯物论往往是一种不健全的、粗疏偏狭的唯物论,而历史上唯心论的优长即“创立宣扬伟大的理想以指导人类的前进”。张先生认为,新唯物论虽然坚持物先于心,但同时主张心对于物的反作用、理想对于环境的改造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把物本立场与理想追求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旧唯物论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但新唯物论对人生理想注重不够,须从天人之两一(两一即对立统一)、群己之两一、生理之两一、义命之两一等方面加以补充,在这一方面必须借鉴、继承古典中国哲学中注重人生理想的精神资源。

由此,从哲学的派别说,张先生力主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解析派的哲学方法,构成一个新的综合。从哲学的传统说,重视理想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张横渠、王船山等人把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而一的传统,克服了解析哲学摒人生理想论于哲学之外的偏向;而重视吸收分析方法又可以克服中国古典哲学不注重逻辑分析的缺失。这样的综合是“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换言之,也是“唯物论、唯心论、实证论的综合”,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综合。这种“新的综合”因为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其目的和结果都是要建立一个更为广大精微的唯物论体系,故其基本性质是继承和发展自古以来直至新唯物论的唯物主义传统。张先生认为,“这个综合当然不能说是唯一可能的综合,然的确是一个真实可能而且比较接近真理的综合”。1933年,他发表的哲学论文《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代表了他谋求这种新的综合的最初尝试。《论外界的实在》不但坚持唯物主义关于外部世界实在的基本观点,而且力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论证。它的精辟缜密的分析表明对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逻辑论证是可能的。《谭理》解析了“理”的五项不同意谓,即形式、规律、秩序、所以、至当,强调注意区分“所以”与“规律”,分开“应当的准则”与“自然的规律”,是最早对“理”进行语义分析的代表作,也是张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范例。这些论证的成功使得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在30年代被称为“分析的唯物论”。当然,“分析的唯物论”尚不足以反映张先生30年代哲学的全貌,因为他的思想既是逻辑分析的唯物论,也是辩证的唯物论、理想主义的唯物论。根据“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原则,张先生在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中初步建构了一个哲学体系,至40年代发展为“天人五论”(即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的“解析的新唯物论”体系。

 从今天的立场看,张先生30年代的哲学工作仍是富有启发性的。如:外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是否仅仅用实践来证明?哲学作为理论,其论证的意义如果被取消了,哲学本身的意义何在?至于在界定概念、组织体系方面,由于现行哲学体系缺乏分析哲学方法的洗礼而造成的概念与体系的混乱,更是教授辩证唯物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人生理想与道德伦理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如何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机地结合,更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至于辩证唯物论如何引进其他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如何与中国固有的范畴形式相结合,更是多年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在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方面,如何与古典哲学传统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建立积极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如何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评价包括张先生在内的3040年代哲学家们的工作,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

《文集》第一卷还收入了张先生在3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文化论战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这次文化论战中,张先生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观点,即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种融合不是“平庸的调和”,而是一种创造的综合。这种创造的综合的前提是辩证的文化态度。张先生强调文化发展是累积与变革的两一。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但其发展又具有连续性与累积性。文化变革虽然是新的否定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连续性。一种文化体系必然含有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文化上的辩证态度就是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在张先生看来,中国旧文化中不好的东西很多,但同时也包含有价值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虽产生发育在一个民族文化之中,却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中国文化的建设一方面应保持其特色,另一方面又要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中国文化一贯的特征是注重人性的发挥与改进,强调“正德”。近代西方文化特重“利用”,中国须加以学习。由于中国文化已在总体上落后于西方文化,故应充分介绍和吸收西方文化,但不应受西方文化的限制,应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有所创造。新的文化建设应包括文化整理与批判、学术创建、普及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核心是建立起新的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而哲学的建设尤为重要。张先生十分强调基于辩证态度和精进不息精神的“文化的创造主义”,主张“不抄袭,亦不因袭,而要重新创造。对于过去及现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这些思想与张先生在80年代文化讨论中反复申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先生曾表示,他在30年代的哲学思考“颇多违俗之论”,但较之其他各家,“似亦别具一格”。我以为,《张岱年文集》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保留了昔日哲学园地一隅的痕迹,为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学者提供了历史的素材;更在于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设如何吸收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营养,走出一条多样化、民族化的道路,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经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