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生平研究

生平研究

李锦全:受益于张岱老三次学术交往的怀思(2011)

发布时间:2015-12-28 16:35 作者:admin

 

    20114月,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并召开“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会后我收到由中心惠赠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通迅(第一期)》,其中有与会学者方克立先生等的发言,提出要开创二张思想研究的新局面、新阶段、新篇章。后来我又收到杜运辉同志的约稿来信,说正在筹备编辑、出版《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希望我在七月底前能给《集刊》送篇文稿。

我看过《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通迅》后,对各位学者发言的提议和继续出版研究集刊,我是赞成的,不过要我写稿却是有点为难。由于《集刊》内容包括“生平交往(史料)”与“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文化学说”四个版块。其中,后三者展示二张先生的理论创造;“生平交往”则兼顾日常生活、教学工作与学术交往的有关史料。对《集刊》上述要求,说实在话,我今天是很难办到。比如说要展示张岱年先生的理论创造,对他主张中、西、马“三流合一”的综合创新思想,现在虽是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但“三流”如何通过互动达到新的“合一”,在张先生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有无这种例证?这就需要对张先生的大量学术论著进行研究和剖析。我近年由于血管硬化对脑供血不足而感到头昏,加上患老年白内障眼疾,对看书报已出现困难,因此要想对张先生的大量论著再从事学习和研究,已经不大可能了。

至于要写点生平交往,我对张岱年先生还算认识,不过说交往只是在会议上见过两三次面,而且第一次印象还很模糊,下面将这三次情况作点忆述。


我和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初次见面是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在这特殊的年代我和北京一些学者见面并不是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而是像一些例行公事的应付场面,并且所以有这次会面亦有点说来话长。像我们这些年纪经过“文革”运动的学界中人,一般都知道1970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陈伯达一伙想用“称天才”的“和平过渡”方式夺取政权失败。8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里讲到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因而也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

庐山会议上传出毛泽东写的《意见》之后,1971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产、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由北京来到中山大学,说响应毛主席号召,想编一本《中国哲学史》供大家学习,认为由杨荣国主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比较合适,可以修订出版。当时杨荣国答应下来,在他指导下由原来执笔的李锦全、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分送给北京各学者,197210月由我带稿本赴京征求意见。这是“文革”期间我第一次到北京,与到场学者也是初次见面,虽然介绍过一下名字,由于事前并不熟识,到发言时是谁就有点弄不清了。不过当时我一个人赴京的任务,就是把提的意见记下来,至于是谁所讲弄不清并无多大关系。我的印象是张先生是有到场参加,但发表过什么意见就记不太清楚了。

我这里有点想法,人民出版社当时所以选择杨荣国主编的那部小册子,认为该书篇幅不大又写得比较简明通俗,修改后出版供群众学习比较方便,虽然是个理由;但更主要的恐怕是由于书中的观点,强调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始终贯彻着唯物论对唯心论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而哲学斗争又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这种主流观点,在建国后五十年代时,国内学术界亦有“两付对子”的提法,即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唯物论对唯心论、辩证法对形而上学两种观点的对立,学界所以有这种认识一般多认为受日丹诺夫讲话的影响。不过杨荣国形成这种观点是比较早的,据他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一本名为《辩证唯物论提纲》的小册子,据说是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但他见到的是个油印本,只在地下党员中传阅,并未公开出版。他当时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就接受毛泽东“关于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史”,“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并以此成为他多年来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的指导思想。

据此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史》虽是部小册子,他认为也是贯彻这种指导思想。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开头就说:“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所反映在思想史上各派的论争及其特点,是相当明显的!”接着简述各个历史时期各学派的思想论争后说:“不论其所用术语为何,凡此皆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其论争之激烈,自亦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之激烈。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思想史上的各派论争,自可见到其思想论争的实质,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

从以上杨荣国写的《序言》中,他编书的指导思想和所持的主要观点应该说是适应“文革”时期的需要的,所以对修改稿本征求意见时,对这种主流观点是不能挑战的。但到场学者为要淡化这种强势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意见,认为写出供群众学习的哲学思想史,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思想文化遗产,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给以批判地继承。毛主席这段语录,在原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但放在不显著的地位,认为修改定稿时应该放在重要地位。

我回来后综合学者们这些意见,杨荣国看后也表示同意,将稿本再修订后,正式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的《序言》中,开头就引用毛主席这两段语录,认为全面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的表述,则说通过学习,除了对我们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有所帮助外,对提高我们路线斗争的觉悟,注意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阶级斗争,也是有所帮助。

这种提法,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毛泽东庐山讲话的用意的,由原书强调斗争哲学的激烈程度,转为重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提高思想认识,学者们提出这些意见,在“文革”期间我认为是委婉地淡化两军对战的提法。


和张岱年先生的“学术交往”,上面所述的初次认识,所得到印象是若即若离,到第二次1981年冬天,在大连出席对《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审稿会上,我是真正接受张老对我们编写组同人的教益。

为要讲清楚这次审稿会的要求和情况,亦有点说来话长。起因是“文革”结束后,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按照《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则》,提出若干种教材,由参加会议的高校自报承担任务。由于过去编写的教材多受到批判,所以到会的高校代表对接受编写任务并不积极,如提出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北大、人大等有实力的学校并不愿意参加。经过协商,才决定由武汉大学任主编,中山大学任副主编,并自行组织写作班子。当时会上报名参加的只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武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湖北大学),最初由这五家合作承担任务。

1978年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各校的参会者多是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或有关系主任等领导,各专业教师都没有参加,如武大领回中哲史教材的主编任务,回来才找萧萐父负责组织写作班子。据说老萧开始时不大愿意接受,认为不是他接回来的任务。后来可能为的是顾全大局,同意当编写组的召集人。197810月由武汉大学筹办召开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第一次会议,由五院校派出的编写人员参加,我是代表中大出席会议,会上表示决定接受编写任务。当时恰好有辽宁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老师来武大访问,列席这次的会议后表示愿意参加。由于这次教材会议的精神是可以自由组合,我们欢迎编写队伍扩大为七所院校。

19794月,由中山大学筹办,编写组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商定编写大纲,会上决定不采用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战的模式,而借鉴列宁的提示,认为中国哲学史从古到今也是螺旋形发展,并构成各个阶段的圆圈,这是我们编写教材所要探索的发展规律。当时广西大学张军夫来中山大学访问,在会上提出加盟,并邀请南京大学王友三参加。自此,参加编写本书的单位扩大为九所院校,先后参与编写初稿的有23人,成为自由组合的编写大军。

广州会议后,参加各单位和编写人员既已固定下来,就按照编写大纲分配章节给各人撰写初稿。1979年底由四川大学筹办,在川大召开编写组的第三次会议,讨论完成上册的初稿。会后留少数人到武大集中统稿,同时布置下册初稿的撰写工作。19808月,下册初稿完成,由广西大学筹办,9月在广西北海市召开编写组第四次会议,对下册初稿进行讨论。

19794月定纲,到19808月完成全书的初稿,工作过程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在北海开审稿会到靠近中秋时,忽然从北京吹来一阵冷风,说从教育部里传出流言,认为由武大、中大牵头编写的这部教材有问题。本来书稿还未出世,只能算是胚胎,何以就给予否定?当流言在北海会上传开时,武大唐明邦惊呼曰:此书稿岂成为怪胎乎!此为本书“怪胎”典故的出处。

书稿未出世就传出否定流言,有的老师在“文革”时受过冲击,现在参加写书会不会又受到批判?一时组内出现思想混乱,有人就有打退堂鼓的念头。老萧和我是受两校委托负责编写组工作的,如果退缩书就编不成了。为了稳定军心,专门召开了三天务虚会议。会上分析那些流言,说不出我们编书有什么问题,只能是无根据的恶意中伤,可以不予以理会,我们提出要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螺旋形发展的“圆圈”,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应该可以坚持下去。

务虚会议稳定了军心,而老萧编书的信念也没有动摇。他在北海写的诗词,有“圆圈逻辑宁难产,批判锋芒可断金”,“黑氏连环原可解,刘郎交胜实堪夸”,“重逢海上说人天,指点螺旋一片”。我在北海也写了两首《金缕曲》送给他,其中说到:“一片螺旋推哲理,问天人消息君知否?清浊判,乾坤剖。”这是重申我们编书需要探讨的方向。“尘海栖迟久,羡人间迎霜斗雪,岁寒三友。”“风雨同舟应共济,愿结同心相守,更预祝月圆人寿。他日姜斋圆梦了,把名山事业传身后。谁指路,君为首。”这表明在老萧的指引下,同舟共济,这次编书必然取得成功。我们相交的友情,在另首和诗中说:“相交难得清如水,砺节从来贵此金。濠上冷风还冷待,著书论道莫沉吟。”遭遇冷风,我们可以横眉冷待,著书论道却不能因此停顿下来,还要坚持下去。

对老唐自嘲的“怪胎”,因当时适逢吴熙钊老师五十岁生日,老萧借写贺诗作出回应:“吴公五十知天命,北海挥毫剖怪胎,濠上冷风鱼自乐,愿吹律管唤春来。”我当时凑热闹也即席奉和一首:“萧公下笔惊风雨,北海何尝出怪胎。斗雪迎霸俱往矣,明年汉上报春来。”

对老唐“怪胎”的回应,老萧和我还是比较轻松的,但对组内有的老师中间,似还存在有负面的阴影。务虚会后几天,又适逢中秋佳节,晚上聚餐,饮酒赋诗,豪气满怀。我趁大家高兴,对月舒情,借机发挥,写了四首律诗,以求扫掉那些流言阴影,申张正气,下面选录其中两首:


月华皎洁丽晴空         耿耿星河有路通

欲上蟾宫擒玉兔         还归北海缚苍龙

莫谈神圣莫谈鬼         不怕波涛不怕风

把酒举杯邀月饮         依然豪气贯长虹

 

谁解嫦娥一片心         月明三五自长吟

他山异石能攻玉         众口流言可铄金

久历风霜知冷待         岂随波浪逐浮沉

君莫负平生志         预祝明年报好音


不管来自何方神圣,任是吹来狂风恶浪,我们可以坚守平生立志,处之泰然。我诗中最后一句,经过编写组群体的努力,却如期实现了。

北海会议经过一些波折,稳定军心后,初稿如期讨论完毕,参照会上提的意见,集中六人回到武大进行全书统稿工作。集体编书由于写初稿的人多,质量参差不齐,写作风格各异,而教材不是论文集,不能各说各话,所以统稿的任务十分繁重,经过半年多时间,到1981年春夏之交才告一段落。经过统一修订的初稿,先送出版社初审。为慎重起见,由出版社先印成稿本两册,并报送教育部作为送审稿。当时教育部对新编教材也很重视,先将稿本分发给有关学者,再组织一个六人审稿班子,由张岱年、石峻两老领头,198112月,由辽宁大学筹办,审稿会定在大连黑石礁宾馆召开,编写组全体成员参加,听取评审意见。

对于这次审稿,如果遇到留难,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编写组在会前亦作了一些估算,亦想到那些流言。可能不全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编书中出过什么大问题。这次编书,最大问题的改变,上面谈到在定纲的讨论中,决定不采用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两军对战模式,而认同螺旋形发展的“圆圈”论。这种重大的改变,可能编写组中有人无意传出去,所以编书尚未出版被某些人吹来冷风,如果这些冷风出于恶意中伤,可以不予理会,如果审稿组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认真应对了。

在这次的审稿过程中,张岱老等几位学者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大都是某些思想家的个案问题,我们大多是表示接受或是作解释,但真正认真讨论的还是我们主张的“圆圈”论问题,主要是针对书稿《导言》中的两段论述:

 

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有其大体依存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思想起落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的进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过程的矛盾性和反映过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圆圈”的比喻是黑格尔提出的,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列宁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对西欧哲学发展的“圆圈”,曾勾画出一个简明的纲要,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当把列宁的这些提示作为指针,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提出的哲学斗争的党性原则和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是统一的,不应作任何割裂的理解。当我们强调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时,毫无疑问应该坚持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坚持哲学矛盾运动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而又有其对社会运动的反作用观点,坚持人民群众的三大实践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哲学发展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一般原理指导和具体分析的统一,等等;一句话,必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科学性又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础。全面理解和坚持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

 

这篇《导言》是老萧亲自撰写的,原来讨论初稿时,有一位老师负责起草,但后来回到武大统稿时,老萧对起草的《导言》不满意,并觉得很难修改,只好重新撰写,全文出版时印成16页共1万多字,详述编书的指导思想、观点及全书的大意内容。“统六编于总纲,立导言以明旨。”老萧写这篇《导言》是十分重视的,亦花了很大的气力,其实是可以单独发表作为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论文,而这次审稿会中也就成为讨论的重点对象,上述两段引文更是讨论的重点。

讨论中对《导言》的观点是否认同,对书中提出的“圆圈论”和“三统一”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是作为衡量的标准,关于“圆圈论”是根据黑格尔和列宁的提示,再结合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总结,认为可以作这方面的探索,张、石二老和审稿组同人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不能成为公式或教条,我记得是张老还是有人半开玩笑说,月有阴晴圆缺,不能都象中秋月亮那样圆。这话是否张老说我记不清楚,不过他发言给我的印象总是反对教条化、公式化,对各家思想不赞成绝对对立,在评价时不赞成全盘肯定或是彻底抛弃,大多是主张区分精华与糟粕,批判继承。对观点和材料、历史和逻辑、党性(一说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三统一”他是同意的,在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两军对战的斗争亦不防碍发展成圆圈的归结。

张老、石老对书稿提的中肯意见,我们都很乐意接受,但中间也出现过不调和的插曲。由于这部书稿署名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二老有意见,并批评老萧和我怕负责任。开始我俩不接受,认为整个编写过程都是集体负责,是武大和中大两单位任正副主编,并组成编写组,这样署名应该没有错。至于我们两人亦非不负责任,如在北海时遇到吹来冷风,老唐自嘲书稿恐成为“怪胎”,引起人心浮动,不是我们稳定军心,大家可能散伙,书就编不成了,这就说明我们并非不负责任。

后来二老作了解释,认为不是为难我们两人,为的是主张要落实主编责任制。因为学术著作出版后,可能会有各种反映,用编写组署名人家怎样提意见,要说由两间大学当主编,去找谁等于是句空话,因此认为老萧和我既分别代表武大和中大,就应该承担正副主编的责任。二老既讲明这个道理,认为学者对编著的学术著作,要有敢于负责的担当学风,到此我们只好表示同意。主编不是挂名,而是要实际负责,这对当前学风建设也是很好的启示。

我们编书组历次讨论书稿特别是参加这次审稿会,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但也有轻松的一面。因为每次会上老萧都带头赋诗征和,大家都轻松奉陪,无关工拙,尽兴而已。这次到大连,大家刚安顿下来,老萧就送出一篇《书稿初成,聚渤海黑石礁审稿,呈编书组、审稿组诸同志征和》:


弹指三秋学累丸              居然秃笔笑江淹

花城纫佩情初合              北海探珠意自闲

九畹兰心凝史慧              五湖鸥梦入诗篇

今朝同上黑礁石              莫向箜篌说路难


我是明确对老萧说,赋诗只要你带头,我会奉陪到底。我们双方都实现这个诺言,这次征和,我奉陪了三首,下面选录一首:


小小寰球似弹丸              无涯学海孰通淹

川江云气随舒卷              辽海波涛只等闲

千古定评凭信史              百家异说待鸿篇

会当直上蓬山顶              前路崎岖不畏难


这是表示我们编书的自信,也是给老萧打气。编写组同人亦纷纷奉和,因篇幅所限,我只录各人和诗的结句。


李德永和诗:返朴归真劳指点,功夫狠下不辞难。

王兴华和诗:中华自古多才智,昂首攀登不畏难。

  炽和诗:攀登不畏寒和暑,一笑当年蜀道难。

萧汉明和诗:天若有情应不老,凌峰趋步亦何难。


我们这些人可能凭着诗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大言不惭。还是年纪较大的张军夫,写下两句结诗:几度奔波人易老,更番雕缕始知难。我们这部书稿,几经修订,经过精雕细刻,那才知道著书不易。

审稿组的刘蔚华,从审稿的意向写下两句:故国风骚诚可佩,敢拓新篇觅向难。我们传统文化固然值得钦佩,但要开拓写出新篇章要找出这条路向就不容易了。这可能是审稿组的共同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张、石二老从未见他们发表过诗作,但这次却联名写出《大连中哲史审稿会有感》诗二首:


初冬同行到大连             哲史新篇共商研

反复讨论集众智             疑义剖析增灼见

上下古今三千年             历来评说意纷纭

衡量群言何所遵             马列精蕴是指针


这两首诗写得朴实无华,但意思非常明白,这次审稿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精神。但方法是共同商讨,集思广益,也是弘扬平等对话的民主作风,从“疑义相与析”中得出真知灼见。二老在审稿表态时使老萧深有感受,他写的再叠前韵《呈岱年、石峻老师》的诗中结句:“渤海湾前冬日美,心扉余暖扫疑难”。二老对书稿提出的意见,不是严霜迫面,而是像冬日的太阳,在温暖的心情中扫除编书中的疑难问题,对二老深表感谢。

最后审稿会开过,这部自嘲“怪胎”书稿基本得到肯定,我们深受教益,我有点凑热闹,填了一首《临江仙》词。《自嘲“怪胎”书稿,经同人努力,并得到张、石二老匡正,行将问世,赋此致谢》:


书号“怪胎”何足怪,百家也要争鸣,天南地北赋新声。川江留绝唱,南国见深情。

黑石礁头编结集,大连重聚群英,居然众志可成城。传经来二老,继业望诸青。


我们编写那部教材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三十年,最近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出版的重点教材中,又见到新编的《中国哲学史》。我们老一代人,如传经的二老虽已仙逝,而新一代编书的学人已经成长,“继业望诸青”已经实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推陈出新,后继有人,这是我们那代人值得高兴的。


我和张岱老的学术交往,比较有深刻印象的是19884月,在河南洛阳参加“洛学与传统文化讨论会”。张老是参加这次会议,我手头还存有一张几个人与张老合映的照片,可以作现场的见证。不过我所以说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并非因为有过合照,主要还是听张老在会上讨论时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在《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登载。时隔二十多年,张老在现场发言已记不清楚,现在根据这发表的文本谈点体会。

张老这次发言文本的标题是《正确评价二程洛学》。他所以用这个发言主题,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意见很多,有的同志给以较高评价,认为有它的精华。但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还有人要全盘否定,认为中国所以这么落后,主要是传统文化的关系。由于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占主要地位;而儒家学说,自宋以后理学占主要地位;在理学里,程朱学派主要是洛学占主要地位。因此对二程洛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张老讲这几句开场白是有针对性的,在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要想现代化就得抛弃东方主义的民族文化,所以要承认自己传统文化的前现代性,是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只有承认西方描绘的图式,才能开始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这样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什么价值而应该否定了。

张老是不主张这样简单粗暴来对待传统文化。认为要想走向现代化也不能割断历史,各个民族文化也是多元发展;不能只跟随一种西方图式。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过辉煌的年代,近代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凌落后了,但不能都怪罪传统文化,而应该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张老评价洛学,是遵照会议的主题发言,其实他在会前的1988111日,写过一篇《宋明理学评价问题》,写得更加全面,可以结合起来讨论。

张老认为二程洛学的基本思想就是理性主义。理性是世界的最高实体,同时认为人有理性。宋明理学的基本派别,张载以气为本,程朱以理为本,陆王以心为本。这三种不同的本体论学说,都是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本体论的基础,使儒家哲学更加完整,建立了儒家哲学的新体系。理学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发展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性。对理学的偏失,主要也有两点:一是不重视自然知识的价值,二是不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至于理学家研讨了佛老两家所提出的问题,吸取了两家的一些观念,这正是理学家的优长之处,不应谓之“阳儒阴释”,亦不应说是朱子道,陆子禅。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关系,基本上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但也反对个人独裁,所以不能把后来专制主义的日趋严重归罪于程朱学派。

以上是张老在八十年代时,对二程洛学以至宋明理学进行评价时,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的简括表述,现在看来仍有讨论的空间。

张老在宋明理学评价的文章中,肯定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是宋明理学中三个基本派别,但没有说是属于唯物或唯心的哲学基本问题。而他在另一篇《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唯心主义的关系》(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文章中,则认为宋、明的新儒家应分为四大派:

第一,从张载到王廷相、王夫之的学派,可称为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

第二,程、朱学派,系客观唯心主义。

第三,陆、王学派,系主观唯心主义。

第四,功利学派,包括王安石、陈亮、叶适。他们的学说都可称为唯物主义的功利学说。

在这同属新儒家的四派中,张老认为张、程、朱、陆之学被称为理学。应该承认:传统的所谓理学之中,包含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如果认为理学就是唯心主义,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张老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又有什么看法呢?他认为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就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而哲学史基本上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真理如何战胜谬误的历史,因而这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也有相互影响之处。由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从而使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形成为螺旋式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体系与唯心主义体系各自都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唯物主义不仅说一句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唯心主义也不仅说一句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已,这也是应当注意的。

据此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家虽然对理、气关系和心、物关系解答错了,但是它们对于其他问题也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朱熹宣称“理在事先”,“理具于心”,这是错误的;但他承认“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主张“即物穷理”,这却是正确的。王守仁宣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荒谬的。但他强调个人独立思考,反对依傍权威,这却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曾起过一些进步作用。

据此他认为宋明哲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当时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把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当时一些哲学家,包括一些唯心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一些辩证观点。

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与唯心两军对战,唯物总是进步,唯心必然反动,这种绝对的观点,在学界和社会还是比较流行的,而张老则是全面看问题。他注意到所谓两军对战是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所以哲学思想的发展是辩证的形成为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上面谈到,他对我们教材审稿时,基本同意书稿中提出的螺旋形发展的圆圈论,可能与他当时所持的观点相近,但也不主张讲得过于绝对,认为各阶段总结出的圆圈,不能都是那么圆。

张老在《宋明理学评价问题》一文中,说到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表现了激烈的反理学的态度,认为理学是宋元以来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潮;也有一些哲学家,以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从而肯定宋明理学在理论思维上所取得的成就。这段话很引起我的思考。

不同学界对宋明理学的评价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我认为可以理解的。由于不同学界对宋明理学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哲学家看中的是理论思维上的贡献。由于对先秦儒家,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谈到孟子时,也说“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所讲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本、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

但将孔、孟儒学哲理化发展的宋明理学,情况就大为改观。张老指出:理学家都有比较完备的哲学体系,他们研讨世界本源问题、伦理道德基本原则问题,以及认识真理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研讨理、气、心、性、致知、穷理等问题。一般认为理学是宋、明哲学的主流,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张老作为哲学家,很重视宋、明理学家对儒家哲理化和提高理论思维的成就,当然会给以较高的评价。

那么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以至社会学家,为什么表现了激烈的反理学态度呢?因为他们并不看重理学家在理论思维的成就,而是着眼于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如朱熹在上给皇帝的奏书中有段话,流毒最深,最为后人所诟病:

 

臣伏愿陛下深诏中外司政典狱之官,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断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窃以为诸若此类涉及人伦风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经术义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论,异端之邪说,俗吏之私计,得以行乎其间,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而舜之所谓无刑者,又何日之可期哉!(《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一》)

 

朱熹这篇奏文,不单是对天理民彝、人伦风化的说教,而是要求在刑法诉讼时施行。后果其然,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凡子孙告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妾告妻者,虽得实,杖一百。”按照这种律例,在封建家庭成员中也是等级森严。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夫,妾对妻,地位是不平等的,卑幼者即使有事实无道理,也不能上告尊长,否则就算干名犯义,受到鞭杖甚至死刑的处罚。《清律》这种规定,可以说对朱熹主张审理狱讼时,先讲尊卑名分思想的恶性发展,在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流毒是十分深远的。

宋明理学除提倡尊卑的不平外,还有意于男女的不平,而且不分场合和处境都要求妇女保持贞节。对此宋恕曾给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他指出社会上有“莠民盗人妇女,卖入娼寮,开寮莠民,酷刑迫娼,不从者死”,“民之无告,于斯为极”。对这种遭难的妇女,本来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道学则斥难妇为淫贼”。天理本于人情,对受酷刑的难妇,并无同情心反而斥其失节,“则道学之丧心也”。下面就用不无嘲弄的语气说:“夫彼(指卖入娼寮的难妇)身坠莠手,不从则有炮烙寸磔之刑,假使正叔(程颐)、仲晦(朱熹)作妇女身,同彼遭遇,宁死不从,吾未敢必,乃责世间妇女以必尽能为睢阳、常山耶?不设身处地,而动加丑诋,洛、闽之责人,鞅、斯之定律也”。“于是盗卖迫娼诸莠男女之势,遂横绝海内,而诸弱妇女之苦,永无顾问者矣。”(《六斋卑议•教惨》)

宋恕对程、朱轻侮的人身攻击,是有点不够厚道,不过批判宋明理学宣扬社会的各种不平等而引起情绪激动的亦不乏人,如现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对各种不平等就把宋明理学大骂一通,这就谈不上是学术评价。另“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据有知情人说,这“孔家店”并不属于孔子,而是成为封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为以理杀人与吃人的礼教,是在理学兴起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同是对宋明理学作负面评价的还有侯外庐学派撰写的《宋明理学史》,该书前面的总述中,将宋明理学定性为思想发展史中的“浊流”。有一次武夷山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的会议,有位参会学者问我这个问题,觉得不可理解。我向他解释,思想史家看重的是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在社会历史上起到的负面作用,所以称之为“浊流”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作为哲学家的张老,从另一方面立论,认为理学宣扬道德的自觉性,因而特重节操、气节,真正的理学家,尤其是周、张、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确实是言行一致的。宋、元、明、清时代,著名的理学家都是清官。多数理学家表现了脱离实际的“迂阔”态度,但都能保持学者的优良品德。依此说来,理学在思想史的长河应该是“清流”。

但这里张老所说的情况,也暴露出一个问题:这些学者虽有优良品德,却是“迂阔”不通世故,即使是为官清廉,但是不会管理政务。虽然朱熹、王阳明等开创学派的人,还是有才干的,但他们的后学以至末流,却是每况愈下。理学是讲气节的,张老也说南宋以来,坚持民族气节,不向外来侵略势力屈膝的爱国志士,都是受过理学熏陶的。这当然值得称赞。但保持气节也要有本领,如明末出现国变时,却有一批“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济世匡时策,得有微躯报主恩”的忠君死节之士。我们可以说其志可嘉,其情可闵,却于世无补,只能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我认为宋、明理学最大的偏失,是没有全面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道德心性的修养是内圣,经世致用的本领是外王。《大学》中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内圣,通过修身、齐家的中间环节到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内圣是可以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外王治国则需要有济世匡时的外在本领,做到富国强兵。否则大谈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句空话。

对理学的偏失,张老认为理学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中,尊重“义”与“理”是必要的,忽视“利”与“欲”就不对了。由于忽视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与改善,于是不重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不重视对于社会实际问题的探索,其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此文是李锦全先生惠赐“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鸿文,由张造群先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