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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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湜: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1935)

发布时间:2015-12-28 08:33 作者:admin

                                 

最近有几种刊物上都谈到哲学的重要,说明了哲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是不务实际的人出世的或消闲的玄谈,研究哲学的人不一定要是文雅幽深的哲人,而每一个为衣食奔走的人也一样应该有正确的做人的态度,个人需要有哲学思想,一个国家在某一时代要有一种共同的哲学,这无疑的,我认为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三期上,我更发现了张季同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文章,这真引起我的兴趣不浅。因为研究哲学的风气现在虽然被人提起,但像张先生这样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哲学实在比抽象的论哲学要来得更为具体,因此张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也就可知了。

不过,在读完张先生这篇文章后,我仍不能不怀疑,仍不能认明张先生给我们的所谓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哲学,现在为求澈底明了起见,特将张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摘录如后,并列出我的疑问,请你们给我一个明白解释。

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要具以下四个条件: 

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一系统。

    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

    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因此,张先生认为,在内容方面,就应该具下面的性质: 

一,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

二,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

三,是对理的;

四,是批评的。 

这是全文的纲要,我的怀疑处:

一、中国目下哲学所需要的条件不知张先生是根据什么确立下的?是根据中国客观的实践呢,还是凭张先生觉得怎样就随便定下了这四个条件呢?

二,因此,对于第一条件,我不知道所谓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是如何的融合法?“精粹”是怎样标准拔出,优点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如何使这二种东西融合呢?

三,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又如何运用这力量,对谁运用这力量呢?

四,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真的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方法么?

至于在性质方面,我也认为太不明白,并没有具着现在中国的特殊性,他指出的四点,可以说一般的时代都是可以应用的。

我有了以上的怀疑,但我却还没有批评他、说服他的力量!《国闻周报》在北方是有相当力量的,像张先生这篇文章,尤其会引起一般青年的注意,同时我这样的怀疑,谅来也不仅我一个人的罢!务望对这问题公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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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什么呢?这不仅金君对它生出兴趣,我们也是抱着金君一样的热心在拜读张季同先生的文章的。金君以上所提出的怀疑,我们也同样的感到。张先生那篇文章,无疑的是有毛病的,是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示出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哲学。现在且就我们所看到的逐一将金君的疑问加以解答罢!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张季同先生对我们的意见给与指教!

君怀疑张先生最基本的一点是不知道张先生根据什么作成那四个条件,那怀疑是完全需要并且是应该有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

先生说“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这是对的,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实践的需要,但中国的客观实践需要什么?张先生并未告诉我们。张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大系统”,“精神”,“力量”,“原则”,“方法”,“科学知识”等东西,是从哲学出发而谈哲学,是离开中国社会客观实践而言需要,而谈适应,所以金君觉得张先生只是凭着自己主观在定下什么条件,这不是金君的粗心,而是实在的事实。

中国现在需要什么哲学?这要由中国社会客观的实践的需要而决定。哲学的思想是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心理是社会层间心理的集中的表现。而这心理的形成又由于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所决定。哲学思想如果与下面的基础不调和,则这种思想就不是需要的,反之,它能作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成为行动的指针,是需要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中国今日需要什么哲学,首先,我们就应本此原则去认明中国社会今日的实况。

不要回避现实啊!不要惧怕真实啊!中国目前的实践是一个极端复杂多样的构成体,在急速度的动荡中要求新的存在,新的发展。这里成为这复杂的动态主张和民族行动的总标志的是要求民族领土的完整及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这里自然包括政治的独立,经济的解放,文化的更新各方面的胜利的意思,不应是狭隘的某一方面。

但是如何方能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如何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呢、那是不能靠上帝的,这里是要用血与力去换得它。维持领土完整,不仅是要保持现有的,还得收复失地,这就意味着突破当前民族危机的意思,要突破当前国难,才能讲到取得将来的解放的胜利。这一切客观的要求,无疑的都集中到力的战斗上。只有这一民族的生存的斗争,才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标志。这才是实践的真实,一切上层构造的基础。

从这种实践,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

需要能作为这伟大民族奋斗行动指针的,能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的。反之,反妨害这种战斗,不论在那一领域中,都不是需要的,要唾弃的。

如果依据这实践,关于张季同先生所定下的四个条件才不是空话,才可以有实际内容的回答。金君第二疑问,我就可以回答,中国先哲思想之保存与弃置,西洋哲学之吸取与坚拒一概以是否有利于我们当前的奋斗,能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导为取舍,这不是明白而又简单的么?所谓“融会”只有在实践的奋斗中,才可以谈到啊!不是书写的作合啊!

关于金君的第三个疑问,那也要有了实践的基础,才能说“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民族战斗的精神,“力量”是民族集体的力量,是运用这力量去完成我们解放的目的。

至于金君第四个疑问,我们也认为金君疑问是应该有的。中国的新哲学,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

总之,在张季同先生的文章内是交代不出以上的回答的。我们对于张先生所谓“最少须能满足”的条件可惜完全是张先生头脑中的产物。

由张先生所臆造的条件而规定出来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内容怎能不是“没有具着现在中国的特殊性”呢?

不错,新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对理的(Dialectical),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唯物,对理的自然就包含有理想,有批评。张先生,新的哲学是战斗的,它应是行动的指针,它要指挥着残酷的战争啊!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都不能例外,难道还会忽视批评的,理想的么?

自然,张季同先生的这篇文章,明明是在半空中说话。没有实践的基础,所以也就缺乏“对空性”,虽然张先生在主观方面或者不自觉,而实际则变为哲学者会客室内的谈玄,并未有触着“现代中国”,所以也就说不到它的实际意义了。

我们所见如此,写了这一点以供金君研究的参考,同时敬候张季同先生的赐教。

 

(原载《读书生活》1935年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