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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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2015)

发布时间:2017-05-04 06:03 作者:admin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方克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从理论上做出逻辑的说明;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清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成人之道”等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发展出其现代新义。这两种情况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矢”来射中国问题之“的”,都是实现“马魂”与“中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是走第一条路径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他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和阴阳矛盾学说做了科学的总结,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科学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先生也试图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理论立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理事、心物、反复、两一、知实、群己、义命等问题做系统的清理,创造一个“天人新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是专业哲学家试图走第二条路径的一个开创性探索,可惜没有最后完成。

冯契先生也有长期革命经历,他关注时代的问题,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但主要还是走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一个专业哲学家的道路。他在40年代写《智慧》一文时,就确定以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解决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为自己的哲学任务,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想探索和生命体验,到90年代终于贡献出了“一转两化”、“两史三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从问题意识、解决思路、理论内容到话语体系,基本上完成了从其西方形态到中西融合的当代中国形态的转型。因此也可以说,冯契的智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完成形态,而且至今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新的理论体系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毛泽东和冯契是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实践路径和学术路径的成功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和“五四”后中、西、马对立互动的文化背景下,坚持走“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道路而产生的实践成果和学术成果。冯契哲学就有中、西、马三“学”合一的鲜明特点:

    (一)独特的问题意识,独特的哲学观。冯契哲学的问题意识是来自中国哲学。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以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的时代的问题,包括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知识与智慧、可信与可爱脱节的问题,追溯其根源,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要解决的“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正如金岳霖先生所指出的,冯契的思考“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冯先生对此也有高度的自觉,他说:“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

“转识成智”、认识天道、培养德性为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的特点。西方哲学是不研究这个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解决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现成答案。

广义认识论的哲学观,把人能否获得自由、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也纳入认识论的范畴,这是冯先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也就是说,他用中国哲学的德性论、“成人之道”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冯契的智慧学说通过历史进行考察和总结的对象,主要是本民族的哲学史,其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也主要来自中国哲学史。在冯契哲学中,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不成问题的,是得到了充分彰显的。

(二)“金岳霖问题”是冯契智慧学说的出发点,一开始他的思路就与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采取划界办法的金先生不同,坚信只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是能够找到一条从知识通向智慧的道路的。冯先生坦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过来的,早年就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心悦诚服,认为其中所包含的哲学,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为自己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冯先生把人的认识过程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交互作用的过程,对其中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要实现“转识成智”的认识飞跃,就必须讲清楚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诸环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恰当地掌握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法。实际上,这些论述又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理论。

“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冯先生十分重视哲学史的研究,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来研究哲学史,又用哲学史的材料来论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他说:“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主要工作,就是说明了中国人的思维发展也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即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规律。我的书可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就是冯契哲学之“魂”,包括他的哲学史著作,也都贯穿着这个内在精神之“魂”。

冯象教授说过一段深知其父叫人非常感动的话,他说冯契先生这样一代早年就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学者,虽然身经诸多磨难,甚至家破人亡,若要他们重头再来,还是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魂”的巨大理论威力,对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巨大吸引力。

(三)冯契先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宽容精神、能够吸收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合理因素,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是既有革命批判精神、同时也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哲学是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参照系,也为他建构广义认识论的智慧学说提供了理论资源。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西哲学交流、交锋与交融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康德、黑格尔、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等都对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总结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必须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了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中西哲学交流会通的产物,是中西哲学合流的一个新阶段。

冯契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哲学探索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回归本民族哲学智慧的源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同时从西方哲学中吸取大量思想资源,建构了一个打通中西马、统一真善美、史论结合、德慧双修的创新哲学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先生之所以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突出贡献,一是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先立乎其大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信仰;二是在西南联大跟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等哲学大师学习时,打下了扎实的中西哲学学问根底;三是做学问的真诚,他早就认识到:“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他搞哲学不是谋求个人出路,而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所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为真理而奋斗;四是也要有做学问的客观条件,抗战时期,“文革”那样的政治动乱时期,是很难做出大学问来的,冯先生抓住了“文革”后十多年较好的时期,争分夺秒地完成了“两史三论”的哲学巨构。

冯契的智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理应受到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哲界的高度重视,但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包括马工程教材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材,都没有充分重视和认真吸收冯契智慧学说的思想成果,充分发挥它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造世界和成就理想人格中的重要作用。

冯契哲学不仅有很高的学术理论水平,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广大干部和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大有帮助。冯契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均有独特贡献,比如冯先生提倡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他本人身体力行,文如其人,文风平实真诚,很容易与人心灵沟通。冯契哲学进教材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平和实际效果的必要措施,冯先生的“三论”、“两史”应列入哲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冯契哲学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理论水平,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出了中国哲学的高度自信。应该加强对冯契哲学的对外传播工作,首先要尽早把“三论”“两史”的英译本推向世界。

 

    (本文是作者提交2015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