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张岱年

  • 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
    ——张申府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

方克立:《刘鄂培文集》序(2016)

发布时间:2017-01-30 19:36 作者:admin

为庆贺刘鄂培先生九十大寿,杜运辉同志编的《刘鄂培文集》即将出版,著者和编者都希望我写一个“序”,我感觉到情不容辞。

我与鄂培先生原来不认识,由于对张岱年先生的哲学和文化思想高度认同并有传承弘扬的共同志趣,而逐渐认识、有所交往进而成为学术上的同道与知音。他是张岱老最忠实的学生、私交很深的朋友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因而有时又成为我与张先生之间联系的桥梁。比如他在信中尝言:“德阳儒学会议,岱老和我是诚心地邀请兄光临。孔会已发正式邀请函,岱老嘱我再作书面邀请。”“得悉《中国唯物论史》已获基金批准,岱老为此十分高兴,嘱我写信代他致谢。”“大作[1]高瞻远瞩,我已送去给岱老看过,岱老很高兴,说写得好。”

学习、研究和阐扬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我与鄂培先生交往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有较多共同语言。在当今中国学者中,对于张岱老的生平、著作和思想,鄂培先生是了解最全面、体察最深入、把握最准确的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得到他的不少支持和鼓励。

比如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并指出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相结合的“兼和”范畴,是张岱年先生的一个创见,是张岱年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其哲学精髓之所在;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即以唯物辩证法中国化的“兼和”范畴为其哲学基础。用“兼和”范畴将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贯通起来,确实是一个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卓见。当我读到他写的《“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文时,立即决定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4期。后来我也写过《学习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与品格》一文,从“凝道成德”的角度说明“兼和”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最初就是得到鄂培先生的启发。

我写的多篇关于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都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和《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二文,曾以“读书心得二则”为题发表于他与衷尔钜共同主编的《张岱年研究》[2]一书。特别是20044月张岱老去世后,我在悲痛中写成《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一文,鄂培先生读后于82日给我写了一封5页长信,表示“内心无比高兴。在38°酷暑中,读到此文,像饮用了一杯清凉剂,浑身舒畅”。“近十数年来,我已拜读过的有关岱老思想研究的论文,不下百篇。而方兄之大作我认为是水平最高的一篇。因为它‘思之深’而又‘言之切’”。“方兄在大手术之后,冒酷热,完成长达一万六千字的高质量论文,为宏扬岱老的学术思想付出了艰辛劳动,我深为敬佩”。信中表示赞同我的主要观点,也指出有个别提法尚可商酌,态度十分诚恳。2006年春,鄂培先生邀我参加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因主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未能赴会,但在请他转交给会议的贺信中首次在学习张先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构想,得到他和一些与会学者的支持,这就是试图总结百年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揭示当今中国主导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张岱年先生在北大给研究生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课程,每堂课都是由年过半百的早年学生鄂培先生陪同、接送,并随堂听课。这种尊师重道精神给听课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876月,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山东济宁召开学术年会,张岱年先生作主题发言,鄂培先生根据发言整理成《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于710日《北京日报》。这就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不同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正式问世的标志。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3]一书中,鄂培先生担任第一副主编,他不仅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先秦部分的撰写、编辑任务,而且还为全书的组织协调做了大量具体工作。长期以来,他为张岱老学术著作的出版,为研究、宣传、阐扬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比如,他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文集》六卷本的主要编者和组织者之一,还是《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岱年研究》等研究著作的主编。张岱老去世后,他积极筹建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而且跟我说过早有编《张岱年先生学谱》的打算,但由于年事已高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经过中国哲学史学会诸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终于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二级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了,鄂培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会长。2007413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暨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成立座谈会上,我推荐为人忠厚、勤奋踏实的南开大学博士生杜运辉给鄂培先生当助手,协助他编撰《张岱年先生学谱》,他们的有效合作使这部48万字的著作得以于20101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鄂培先生出席了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出席2011年在石家庄召开的以他为“名誉主任”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了。

鄂培先生大力宣传张岱老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经北京奥组委授权,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中国印”巨型摩崖石刻在云蒙山落成揭幕。鄂培先生曾建议将《“中国印”摩崖石刻记》“颂”文中的“相得益彰”改为“兼和益彰”,以弘扬张岱年“兼和”思想所彰显的中国文化精神。他还将颂文评注缘起用整齐划一的隶书精心撰写出来。

可以说,鄂培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执着地奉献给了研究、宣传、阐扬张岱老的哲学与文化思想的事业,这不仅是由于思想上的高度认同和数十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还由于他们有相似的坎坷经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生感到老师的境界又更胜一筹,发自内心地由衷敬佩。在《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编者的话》中,鄂培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19829月,季同师约我至其寓所,话间,我谈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我个人遭遇坎坷的磨炼,有如河床上的卵石,棱角早已磨光,而我却十分欣赏古人诗句:‘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棱角虽然已无,却永保内心方正。’季同师闻之,默然不语,思之良久,取笔直书‘直道而行’四字以赠。此时,我深感自愧。季同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精神境界如此之高,相形之下,我确实太渺小了。”[4]他体悟到“直道而行”就是“诚”,即做人要诚实、诚恳、以诚相待,为学、为道要尊重事物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这是为人、治学所应取之基本态度。张岱年先生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直道而行”的人格典范,他的亲近学生刘鄂培先生也有见贤思齐的君子之风。

关于鄂培先生的家世与早年经历,我过去知之不详。从他较为浓重的乡音我早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也听说过他曾被错划为“右派”,在见面次数不多的交谈中,自然不会去触及这个痛处。2002年冬我寄给他一本《湘学》第二辑[5],并约他参加“湘学笔谈”。他读了辑刊上的文章后表示很感兴趣,在电话中说他的父亲也是湖南的文化人,与李淑一的父亲、写《湘学略》的李肖聃先生很熟,老人家已在香港去世。他很快就寄来一篇手书大作《谈湖南人的“驴”脾气》,以生动的笔触揭示了湖南人精神特质的一个方面,并做了恰当的得失评论。我已将该文发表于《湘学》第三辑[6]

最近通过鄂培先生夫人竺老师提供的资料,我才知道其父刘茂华先生在上海美专学过美术,在长沙教书时又师从李肖聃研究国学,金陵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参加过北伐军,以后从政十年,当过资兴县长、邵阳县长、湘西行署主任秘书、山东省主席主任秘书,1948年底去香港,后半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长期担任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研究员,与我后来认识的香港树仁大学校长钟期荣夫妇等人都有密切交往,1988年因病辞世,享年87岁。鄂培先生早年随父母辗转于长沙、宁乡、安化、资兴、耒阳、邵阳、沅陵等地上小学和中学,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51年后与在香港的父亲失去联系,1980年才得以骨肉团聚。鄂培先生长期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先后调到校刊、校务处、清华附中等处工作,1979年平反改正,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工作岗位。他的学术成就基本上都是此后30年甘坐冷板凳、辛勤耕耘所取得的。

如前所述,鄂培先生学术工作的重点是研究、阐扬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与“综合创新”文化观,在这方面反复研索,多有精辟论述,《刘鄂培文集》中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最为丰富,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同时他还有多篇文章阐述和评析金岳霖、冯友兰等清华大学哲学系前辈老师的思想,以自己的亲知亲闻,说明他们解放后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并非由于政治压力完全被动的思想改造,而且也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扬弃原来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自觉地接受客观真理的过程,是符合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水到渠成的转变。他明确表态不赞成蔡仲德先生关于冯友兰思想的三阶段论和“回归”说,因为冯先生并没有从“理在事中”回到“理在事先”,没有从“具体的共相”回到前期的抽象共相观念。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鄂培先生下功夫最大、最有心得体会的是孟子思想研究,曾著有《孟子选讲》和《孟子大传》二书,分别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岱年先生给两本著作都写了“序”,他中肯地评价说:“刘鄂培君研究中国哲学史,造诣甚深,对于孟子学说钻研尤深,曾著《孟子选讲》一书,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近又著《孟子大传》,对于孟子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深入的剖析。在孟子生平事迹方面,恪守科学考据的原则,不取‘演义’的方式;在孟子的思想学说方面,力图发微辨幽,将孟子的精粹思想阐发出来。”[7]除了孟子思想研究之外,鄂培先生关于孔子、老子和《周易》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关于朱熹和戴震思想研究的文章,都已收入文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一组中。我记得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时,还发表过鄂培先生的《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8]一文,可见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问题和代表人物,研究的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

《刘鄂培文集》中还有一组散文,一组诗词,集中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文化、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对亲情、友情、师生之情的重视,对真善美的价值和独立人格的追求。鄂培先生有深厚的中国文史哲功底,业余爱好诗词和金石篆刻艺术,崇尚秦汉古印的自然、古朴、高雅之风。他写文章既有清晰的逻辑理路,又特别注重运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情理交融的表达方式,为的是让青年读者容易接受,便于同他们心灵沟通。

1980年初,鄂培先生的右派问题改正不久,他携妻女去香港探亲,不少清华同事预言“刘君此去将不复返也”。他的夫人是清华建筑研究院的专家,到香港工作不找自来,待遇优厚;凭着父亲几十年的人脉,给他在香港谋个教职也不成问题。但他们还是如期返回北京,报效祖国,报效清华,临别时对父亲说:“我们回去把国家建设好了,你们在香港才能挺起腰杆做人。”这里反映了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当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国价值观。孟子讲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鄂培先生来说都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刻骨铭心的绝对命令,必须身体力行的切己之学。虽然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过委曲,但他对自己的祖国还是一片深情,不离不弃,把建设好国家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现自己的价值(包括让自己的亲人在香港能挺起腰杆做人)的根本途径。他的工作岗位是在思想文化领域,30多年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符合时代需要的“兼和”哲学与“综合创新”文化观,就是他为自己的祖国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刘鄂培先生是一个有过曲折经历而又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兢业之心,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值得尊敬的党外知识分子。我衷心祝愿他康宁长寿,并略述在与他交往过程中的上述感受,来祝贺《刘鄂培文集》的出版。

 

        方克立

2016年5月6日



[1] 指2003年2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一文。

[2]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6—24页。

[3]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4] 见《张岱年文集》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第382页。

[5]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6]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第13—16页。

[7] 《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8] 1999年第2期,第31—38页。